进入80～9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人口迁移方向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逆转，即从前一时期的由沿海指向内地和边疆转变为由边疆和内地指向沿海，从而造成一部分省、区人口增长率大幅度降低。典型的如黑龙江，1953～1982年间增幅在全国30个省、市、区中高居首位，1982～1995年却退居第29位，同期内内蒙古由第4位退居第21位，吉林由第7位退居第25位，新疆、青海的序位也下降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沿海省、区序位显著上升，最突出的是北京由第14位升至第1位，上海由第30位升至第21位，河北由第27位升至第17位。这一重大转变导致不少沿海省、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经历了长时期的下降以后，止跌回升。相反，在北部边疆，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引人注目地下降了，这样的情况在它们的近现代人口发展史上还从未出现过。
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口分布总的说来一直都朝着均衡化的方向演变，就是说以往的人口稀疏区人口发展较快，稠密区则较慢，各地区的人口密度逐渐趋向于全国平均数。但近十余年来的新变化，逆转了上述均衡化趋势，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人口分布的均衡与否，可以通过不平衡指数来表示，该指数越小，表明人口分布越趋于均衡。从下列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平衡指数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下降，到80年代初降至最低，此后即明显地止跌回升。见表2.5。
表2.5 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指数
毫无疑义，上述止跌回升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经济大变动在人口分布上的必然反映。过去，中国长期停滞于农耕时代，对土地的追求或者说粮食承载力是制约人口分布的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它促使人口分布均衡化或分散化（典型的如19～20世纪由关内对东北和内蒙古的大垦荒、大移民，以及50～70年代组织的许多次类似性质的人口迁移），目的在于不断地调节人和地，或者说人口与粮食承载力之间的比例关系。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健全，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挣脱了土地和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在全国范围内涌动起人口迁移流动的大潮。种种事实表明，在土地的粮食承载能力之外，工业和商业的地理区位已开始对中国人口分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传统的农耕时代分布模式，已经朝着一个新的工业化时代模式演化，它既包括城乡的对比关系，也包括不同地区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一转变虽然迄今还只是初步的，但今后可望逐步加速。如何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引导中国的人口再分布，无疑是一个应予以高度重视的大课题。
关于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分布的演变，除城镇化以外，还有两个主要趋势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将明显增大，中部地区将减小，西部地区仅有微弱上升。在各省、市、区中，广东和西藏预计人口增长幅度最大，新疆和海南次之，而四川、浙江和辽宁的增幅将最小，其中四川将是中国最早出现人口总量减少的一个省，它的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的桂冠将戴在河南省头上。
其次，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将减小，平原将增大，这一点与前一趋势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区丘陵占总面积71%，人口占58%，但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其比重却相当低，与平原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据统计，丘陵地区乡村人口人均粮食产量近年比平原低十分之一，山区则低三分之一，人均工业产值相差更大，不少山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还远没有真正开始。广大山区除了在经济上陷于贫困外，生态环境也普遍遭到破坏，有的已出现生态危机，其表现主要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水源枯竭，自然灾害频度烈度加大，石化或荒漠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山区的贫困和生态危机，是由历史、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不利因素造成的，应予强调的是人口增长过多过快，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当前实施的山区脱贫开发这一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必须重视人口合理再分布的问题，即针对广大山区人口超载、生态失衡，经济文化发展存在着诸多难以根本改善的不利条件的情况下，适当调整山区与平原的人口比例关系，在强调以艰苦奋斗、就地开发建设山区为主这个大前提下，区别不同情况，通过劳务输出、异地开发和人口迁移流动等途径，逐步、适度、有序地引导山区，特别是高、深、偏、远山区和石山区的剩余劳动力乃至部分人口向外部转移，既包括季节性流动，也包括永久性迁出，以减轻人口压力，休养生息，促使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早日转向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