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山区在林业、畜牧业、采掘业、旅游业等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但其人口承载量都不大，而在可以大量承载人口的种植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条件上，山区比平原都处于明显的劣势，这种劣势在相当程度上是天然的，难以改变的，不承认这一点，恐怕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人口的适度减压对山区确是必要的，否则将很难促其从根本上转入良性循环。在一些生存与发展条件十分恶劣的地方，特别是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山区，连温饱也很难实现。因此适当调整山区、平原的人口比例，不仅有必要，而且在改革开放已十几年的今天也是有其可行性的。
首先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显著增强，正逐步增大山区开发性扶贫的力度，先富起来的平原地区有义务有必要也有能力支持山区，除资金、技术、文化外，也应包括在劳务市场的开放上向山区适度倾斜。其次平原人口迅速老龄化，加上劳动力的结构性缺口，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第三，人口迁移流动已有很大发展，今后可望进一步扩大规模。第四，平原地区不仅工业开始起飞，农业潜力也很大，吉林、黑龙江、江苏等省粮食均有富余，这将为山区人口减压提供宝贵的物质空间。
近十余年来，应把人口合理再分布作为山区脱贫开发的重要措施之一，已有了普遍的共识，不少地区已做了大量工作，如甘肃、宁夏、广西、广东、福建、山东、山西、河北、辽宁、浙江等，其中搬迁移民人数即达100余万，均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当然，山区人口再分布是一项牵涉面很广的复杂而又困难的工作，要随着国力增强，逐步、适度、有序地进行，若想一下子就对山区、平原的人口比例作大调整，则肯定会事与愿违。
二、人口的城镇化
人口按其地域分布类型区分为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两大类。人口的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之起制约作用的主要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构成，此外，政治、历史、地理和人口因素也有一定影响。
国际上对于城镇人口的定义缺乏统一的标准，在中国其统计口径也多次发生变化。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对此规定了两种统计口径：第一口径以市镇辖区内的全部人口为城镇人口；第二口径以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和未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以及未设区的市所辖的镇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为城镇人口。按第一口径统计的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为53.2%，以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衡量，该比重明显过高，原因就在于它计入了大量乡村人口。按第二口径统计的城镇化率为26.2%，作为一个全国平均数，它比较符合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与其他同类型的国家也较近似，因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但第二口径也有缺陷，主要是它对设区的市和未设区的市采取了双重标准，从而降低了不同城市之间以及不同省、区之间的可比性。为资弥补，可采用在统计上最具连续性和可比性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为基数，考虑到市和镇皆应包括一定比例的农业人口，再除以某一修正系数，以此来确定城镇人口数量。在本书中，该系数定为0.75，即城镇人口中，非农业人口占75%，农业人口占25%。这里所说的农业人口，指的是常住人口的 户籍统计口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按照上述办法修正的城镇人口数字，可以较好地反映出中国人口城镇化的演变规律及地域差异。
旧中国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很低，新中国建立后才真正迈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但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小的波动，据此可划分出3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初到1960年。期内城镇化发展迅速，城镇化率由1951年的11.8%上升到1960年的19.8%。在1957年以前，发展态势基本上是健康的，与社会经济发展起了较好的相互促进作用。但此后出现了“大跃进”的失误，城镇人口增长过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