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能够提供给居民的食品数量，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在中国目前人均占有粮食数量不多，农业仍带有浓厚的半自然经济色彩，又根本没有可能大量依赖进口的情况下，不妨可以说，一个地区能够提供给居民的食品数量，是制约该地区人口密度的基本物质前提。很明显，中国现阶段的人口分布模式还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它的基本特点同以往的农耕时代相比，没有本质的区别。以粮食承载力为研判标准，来观察中国人口分布现象，对于其中存在的一些主要区域差异，就容易得到理解了。
1995年中国生产谷物、油料、糖、肉类、水产品等食品共5.7亿余吨，人均470公斤，除直辖市外，大部分省、区都在这平均数上下10%的范围内。明显超出的只有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幅度也仅在70%左右；明显偏低的为贵州、青海、甘肃等省，差距约为25%～30%，也不是很悬殊。这就表明食品生产能力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确实起着主要的制约作用，而这种生产能力又是多种自然的和经济的因素的一个综合性反映。它同时也说明，观察人口分布现象，判断其稀疏或稠密，不能离开食品生产能力这个基本前提条件。例如，江苏省和山东省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贵州、青海、甘肃等省，但人均食品产量也明显超出上述省份，从这个角度看，贵州、青海、甘肃等省反而是人口过于稠密了。中国人口分布与粮食承载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从一千多年来全国人口分布重心始终位于农业资源重心附近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唐代中期两个重心相距30公里，明代中期相距80公里，到1995年仅为26公里，以中国纵横几千公里的辽阔版图衡量，二者已近乎重叠，而且有一千余年没有大的变化。这一现象确实应该引起深思。
中国农业资源重心： 东经114°00＇，北纬32°37＇
中国人口分布重心：
742年（唐，天宝元年）： 东经113°54＇，北纬32°54＇
1578年（明，万历六年）： 东经114°34＇，北纬32°02＇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 东经114°00＇，北纬31°20＇
1964年：东经114°09＇， 北纬32°33＇
1995年：东经113°52＇， 北纬32°23＇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经常谈论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和“平衡分布”，这是不
错的，但也要对远景和现实、理想和可能加以区分。一方面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的角度看，中国人口分布是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应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加以改善。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过程中，除了数量、素质、结构以外，也必须重视人口分布问题。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人口分布同它基本的物质前提之间，又长期保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它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分布特点，是有根据的，并不是什么人随心所欲地造成的。总之，人口分布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前提，改善人口分布也必须要创造一定的物质前提，归根结底都要同自然生态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生产布局特点相适应。
虽然中国现阶段的人口分布模式尚未从根本上脱离以往农耕时代的特点，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其变化还是不小的。各省、区之间在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对比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种变化除了来自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外，还受到人口迁移的广泛影响。
从50年代到70年代，为了加强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全国进行了一系列颇具规模的人口迁移，促使有关省、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高速增长。如1953～1982年间，黑龙江人口猛增1.75倍，新疆、宁夏、内蒙古增长1.5～1.7倍，青海也达到1.3倍，这5个省、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4.7%提高到7.2%；而对比之下，上海仅增长0.3倍，山东0.5倍，天津、江苏、安徽、湖南也仅在0.6倍左右，这6个省、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28.4%降至25.6%。人口分布的这种变化，对改善生产力布局、开发自然资源以及建设边疆、巩固国防，都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