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文化程度构成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很明显，其总的态势是：男性高于女性，青年高于中年更高于老年，汉族高于少数民族，城市高于乡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
由于历史原因，加上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中国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显著低于男性，近几十年来这一差别逐渐缩小，但迄今依然存在，从而在文化程度构成上形成明显的男女差异。1990年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平均性别比为46.3，表明女性人数比男性超出1倍多。在有文化的人口中，性别比随文化层次的升高而迅速增大，其中小学为110.1，初中为153.7，高中和中专为158.8，大学专科为214.4，而大学本科则高达256.9，表明男性人数越来越多地超过了女性。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上述差异往往表现得愈加明显。女性文化程度偏低，对她们充分发挥社会经济职能以及提高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显然是不利的，对于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素质也是个消极因素（妇女生育率与文化程度成反比，如1989年文盲半文盲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93胎次，随着文化层次上升，生育胎次几乎成等差级数递减，直至大学毕业为1.12胎次，以此推算，妇女多受一年教育可平均减少生育0.11胎次）。当前，与已成年女性的文化教育问题相比，如何进一步提高学龄女性人口的入学率，降低其辍学率，尤其具有紧迫性。据统计，1990年全国10岁儿童中，男性在校率为96.3%，女性为92.3%，这表明相对于男性，有4%的10岁女童被“额外”剥夺了学习机会，但两性差异此时尚不算很大。而到15岁，男性在校率为61.4%，女性为46.7%，差距已扩大至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国有数以十万计的小姑娘过早地离开了学校，对她们本人，对整个社会，这无疑都是一个损失。因此，今后不仅要努力提高全体学龄人口的入学率和巩固率，还要尽快消除其中长期存在着的性别差异，这对改善未来的中国人口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年的文化程度高于中年更高于老年，1990年全国15～29岁组人口平均受教育7.1年，30～44岁组为6.0年，45～59岁组为4.0年，60岁及以上组仅为1.8年，且两性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在对年龄别文化素质的分析中，有两个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是15～29岁即青年组的文化程度尽管高于其父兄，但仍明显偏低，其中文盲半文盲竟占到6.1%，小学比重亦高达32.2%，这种状况与他们肩负的社会经济重任显然是不相称的。二是30～44岁组人口中高文化层次者甚少，大学本科比重仅为0.46%，大大低于45～49岁组的1.22%，仅与60岁以上组相当，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横遭浩劫的恶果。到2002年，“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将到达退休年龄，而他们的后继者竟远在15年之后！这道既深且广的“人才大断层”，虽经多方弥补，仍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不利因素。
文化构成的民族差异首先表现在汉族的文化程度高于各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1990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所占比重前者为19.8%，后者却达29.9%，相差约10个百分点，而高文化层次者的比重前者则明显超过后者，这种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差异确实难以在短短几十年中消除。在各少数民族中，文化构成差异也很大，按前述文盲半文盲比重计，全国有16个民族比汉族低，最低的是锡伯族（7.1%）、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和朝鲜族；其余39个民族比汉族高，最高的是东乡族（81.0%）、门巴族、藏族和拉祜族。这种差异的形成，与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各民族在新中国建立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一些当时尚处在原始公社制或奴隶制社会的民族，生产力水平极低，又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绝，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显然具有特殊的困难。总的说来，分布于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程度较高，分布于西南高原山区的民族文化程度则较低。
文化构成的城乡差异，实质上反映了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之间的差异，这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1990年，中国市镇6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11.8%，县却达28.0%，相差确实很悬殊，这说明中国扫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重点（也是难点）是在广大乡村，尤其是贫困山区。在高层次人才的分布上，城乡差异甚至更为明显，如每1万人口（≥6岁）中达到大学本科程度者，市为272人，镇为90人，县仅为4人，市县相差达67倍。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吸引高层次人才，确是当前农村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