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迁移率与1985～1989年人均食品产量的秩相关系数为-0.3530，表明食品产量越小，人口净迁入越多。净迁移率与1985年矿产资源已探明工业储量潜在经济价值的秩相关系数为-0.4230，表明人口迁移方向是从资源富集区迁往资源贫乏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净迁移率与人口密度的关系，在传统模式中，人口密度愈高，净迁出率愈大；人口密度愈低，则净迁入率愈大，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负相关，从而导致人口分布均衡化。但据1987年1%抽样调查，1982～1987年间的省际净迁移率竟与人口密度呈现正相关，且秩相关系数达0.6664，除去宁夏后更高达0.7644，与传统模式完全颠倒。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因新疆和青海由3年前的净迁出转为少量净迁入，使秩相关数降至0.3363，但保持正相关仍给人深刻印象。
迁移方向在沿海、内地、边疆之间的变动，反映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总格局，具体到各个省、市、区，则又要受到空间距离、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主要迁入源和迁出地的关系，可在全国划出五大人口迁移圈：
华南华中圈：以省际迁入人口总量居全国首位的广东省为核心，还包括均以广东省为首位迁出地的广西、海南、湖南、福建、江西、湖北6省、区。迁移总量占全国23%，人口大量净迁入。
华东圈：以省际净迁入率居全国第2位的上海市为核心，还包括江苏、浙江、安徽3省，彼此均互为居一、二位的迁出地。迁移总量占全国19%，人口亦为净迁入。
华北圈：以省际净迁入率居首位的北京市为核心，还包括天津市和河北省。迁移总量占全国11%，人口大量净迁入。
东北山东圈：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山东4省，均互为居前三位的迁出地和迁入源。迁移总量占全国16%，进出大致平衡。
西南圈：包括四川、贵州、云南3省，互为首位迁入迁出地。迁移总量占全国13%，人口大量净迁出。
其他省、区因多种原因迁出迁入方向较分散，如河南省和陕西省地处国土中央，其人口迁移都呈辐射状伸向四方，没有很明显的优势区域。
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有联系又有区别。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界定，“迁入人口”指的是在本地居住满1年的移民，未满者就是通常所说的流动人口，而如果作广义理解，那些因业务、劳动、旅游、学习、开会、探亲、访友等原因短期离家赴外地活动的人们，也都包括在流动人口的范围之内。很明显，流动人口增加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在50～70年代，受多种因素制约，中国人口的流动性是很低的，1965年全国人均仅外出旅行1.3次，行程仅97公里。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增强，1995年人均外出旅行已达9.7次，行程747公里，比30年前都增长了6倍多。另据统计，近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总量高达8 000万人（加上未报漏报者，可能达1亿），平均每15个人中就有1人在流动，足见其规模之大。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中型城市里，其中上海和北京约达300余万人，与常住人口的比率已达3∶1～4∶1，武汉约150万人，比率为2∶1，而深圳更达到大约1∶1。
近年流动人口激增，与大量农民外出打工谋生关系至密，以致于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流动人口已经与外出的农民划上了等号。在50～70年代，受生产力水平和行政体制约束，中国农民的流动性极小，无论产业转移还是空间转移，规模都很微弱。80年代初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使经营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后，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他们冲破了人均几亩地的束缚，形成了一股非农化的洪流。在1988年以前，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蓄水池”，其从业人员比1978年猛增2.4倍，年均净增672万人，这一时期农民的转移基本属于“离土不离乡”，空间上流动的规模还不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全国总的经济形势影响，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出现负增长，迫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向外地流动，其规模大，来势猛，分布集中，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对于这一现象人们普遍用“民工潮”一词加以概括。此后，外出农民不断增加，总数由80年代初的200余万猛增至1989年的2000余万和1993年的4000余万，1994年后更突破6000万，其中近半数流至外省，对全国流动人口激增确实起了“主力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