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数量，缺乏完备的统计，笔者曾根据多种资料作过一个近似的推算，即1950～1982年间全国省际净迁移约3 000万人，年均90余万。人口净迁出的省、市、区都位于东南半壁的人口稠密区，净迁出量以四川、山东、安徽、河南最多，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次之；人口净迁入的省、市、区多位于西北半壁的人口稀疏区，净迁入量以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最多，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北京、吉林等迁入强度也不小。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整个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中国的人口迁移态势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
首先，是规模比过去显著增大。据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2～1987年间全国省内跨市、县、镇的迁移人数年均为485万人，省际迁移为126万人；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85～1990年间全国省内跨市、县的迁移人数年均为460万人，省际迁移为217万人。与前30年相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省际迁移规模分别增大了0.35倍和1.00倍。据最近的人口抽样调查，1990～1995年间全国省内、省际迁移人数分别达到年均489万人和240万人，规模又有所增大。
其次，是迁移方向发生重大逆转。过去，人口主要由东南半壁迁往西北半壁，由沿海迁往内地和边疆，而近年则逆转为由西北半壁迁往东南半壁，由内地和边疆迁往沿海。第四次人口普查表明，1985～1990年间省际人口净迁入的省、市、区主要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辽宁、江苏、海南和山东，而宁夏、新疆和青海虽仍为净迁入，但强度比过去已大大减小；人口净迁出的主要是广西、四川、黑龙江、甘肃、吉林、贵州、湖南、内蒙古、云南和陕西。与前期相比，人口的净迁出和净迁入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颠倒。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空间模式发生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经济形势及其在各省、市、区之间对比关系的显著变化。50～60年代，虽然中国已开始实行工业化，但仍具有浓厚的农耕时代的特点，人口再分布的主要牵引力是人与地或者说人口与粮食的平衡，它促使人口从相对稠密区迁往相对稀疏区，尤其是广大边疆地区，那里人口少，荒地多，谋生之路广，对移民颇具吸引力。再加上国家生产布局的需要和政策的推动，均引发了由沿海指向边疆的移民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生产力的大发展，吃饭问题的初步解决，尤其是由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的转轨，都促使人口与粮食的平衡不再对人口再分布起主要牵引作用，取而代之的则是资本、市场和区位。
在上述背景下，近十余年来沿海地区的人才、区位和历史基础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生产力高速发展；相比之下，边疆和内地不少地区受种种条件制约，在市场经济的启动上面临较多困难，加上人口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地广人稀的优势，昔日“棒打獐子瓢舀鱼”的美好时光也一去不复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沿海地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典型的如1978年黑龙江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山东高三分之二，这一差距是多少年来吸引了千百万山东人“闯关东”的基本动因，可是到1985年，山东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反而超过了黑龙江，由此导致人口迁移方向在二者之间完全反转。
总之，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大环境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口迁移模式不能不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乃是经济发展和投资水平。
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各省、区省际净迁移率与经济和投资水平有高度的正相关，与人口密度有一定的正相关，而与工农业资源则呈现负相关，这确是发人深省的。计算表明：
净迁移率与1985～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秩相关系数为0.6019，除情况稍特殊的黑龙江、浙江、吉林和宁夏外，其余省、市、区为0.8948。净迁移率与1989年人均社会固定资产与外商投资额的秩相关系数为0.7353，除去黑龙江和浙江后，其余省、市、区为0.8699。以上两种正相关均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