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各因素同人口密度、人口迁移和人口增长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现分述如下：
1.食物对人口的影响。在欧洲的西北部，由于气候潮湿，温度低，很不适合某些粮食作物的生长。即使种植，产量也不高。但从新大陆传播来的马铃薯很适宜在这里种植。它不仅提高了欧洲的粮食产量，而且也刺激了欧洲人口的增长。如爱尔兰，在19世纪上半叶人口增长了一倍，达到800万人。人口急剧增长，但土地很少，只能更加依赖于这种高产作物。在1845年，马铃薯晚疫病流行。从大陆传到爱尔兰，结果，连续三年马铃薯大量减产，引起了所谓的爱尔兰马铃薯大灾荒。结果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所引起的其他疾病，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迁移到北美洲和其他地方。虽然从那以后，爱尔兰的农业已转向乳畜业与其他经济作物，改变了单一种植马铃薯的倾向，但是，在1921年爱尔兰的人口只有430万人，大约为19世纪上半叶的1/2。
2.宗教对人口的影响。宗教对人口有很大影响。以美洲为例，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加拿大），人口增长速度比较慢，而天主教盛行的地区（如拉丁美洲），其人口增长率明显地较高。这主要是由于宗教对计划生育的不同看法有关。天主教是反对包括堕胎在内的现代人为地控制生育方法的，他们认为孩子是上帝赐予的，实行控制就是对神的意旨的违反。
3.习俗与思想感情对人口的影响。中国和印度都是经历过长期农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在人民群众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多子多福”“生子传宗接代”的陈旧观念。在印度，由于这种传统思想，一般认为女子结婚不生孩子或生得不多是不道德的，因而受到人们的歧视。在拉丁美洲，则认为家庭子女多是丈夫气概的表现。在这种习俗强烈地区，推行计划生育是十分困难的。
在国际与国内，如果各民族间存在着对抗的感情，对人口增长也往往起着极大的刺激作用。特别是一些小的国家或民族，他们怕人口少，将来当战士的人少，这样，面对人口众多的敌对国家或民族，他们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并不鼓励计划生育。美国的黑人，由于受到白人的歧视而产生一种错误的心理，认为要改变其地位，重要措施就是增加其人口，并把这看作是向白人作斗争的重要武器。
4.政治因素对人口的影响。人口的分布、迁移以及增长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公元初，犹太人被罗马人赶出其所居住的巴勒斯坦后，流落于世界各地，经常遭到驱赶，甚至遭到屠杀，而今成为流散相当广的一个民族。在近代，例如，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发动战争遭到失败，除了归还它战前所强占的领土外，还失去了一些领土，结果造成将近1200万说德语的人搬迁。而在这些空出的地方，又迁移来大批捷克人，波兰人和苏联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独立后，由于领土划分，需要将住在印度境内的伊斯兰教徒迁向巴基斯坦，住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教徒迁向印度，双方于1951—1956年间各交换了800多万人口，结果，带来了1700多万人的大迁移。一些国家与地区由于战争与动乱而造成大批的难民流离失所，如西亚地区的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的难民，中南半岛的越南与柬埔寨难民。
政府对移民态度不同也影响着人口的密度。海地与多米尼加是位于同一岛（海地岛）上彼此相邻的国家，自然条件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在人口密度上两国则有较大的差异。据1981年材料，多米尼加的人口密度113人/平方公里，海地为214人/平方公里，海地人口密度几乎等于多米尼加的两倍。这是由于政府对移民施加限制，使海地人难以迁往多米尼加，遂使海地人口密度增大。
法律也会影响人口密度。在欧洲，从罗马法流传下来的法律规定，死者的所有继承人都有权均分其土地和财产。可是，日尔曼法律却与此不同，它实行长子继承法，即只有长子才有权继承一切财产。在19世纪，德国的南部沿莱茵河及其支流地区，在继承上是受罗马法影响的，实行均分财产，从而使农村的人口密度增加；而在北部地区，则实行长子继承制，未分得土地的儿子只能离开农村，另谋生路。结果使北部农业地区，人口密度比南部低。这种因素对人口密度带来的影响的烙印，今天仍然可以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