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类型的城市之间，人口性别比也有一定差异。在一般情况下，综合性城市因经济活动部门结构齐全，有利于两性分别就业，性别比较为平衡，而某些专业性强的工矿业城市，特别是在其建设初期，性别比会偏高甚至过高，如大同、石嘴山、攀枝花、铜陵等，在这些工矿业城市周围，城乡性别比的差异往往表现得特别悬殊。
二、年龄构成
年龄构成是人口状态中最重要的特征值和比例关系之一，它不仅制约着人口本身的变化趋势，在社会、经济的许多领域中也都有其深刻的影响。如人口再生产，包括人的出生、婚姻、生育、衰老、死亡等内容，它们与年龄构成均有直接的关系，而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及其与从属人口或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此外，人们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对环境会有不同的影响和要求，社会的物质消费结构、各类文化教育和福利设置的配置、医疗保健工作的重点，以及住宅、交通、休闲地的建设等，莫不与年龄构成有关。所以，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人口年龄构成特点及其变化趋势。
人口的年龄构成主要取决于出生率的变动，当出生率上升时，低龄人口比重增大，年龄构成趋于年轻化，反之则趋于老龄化；此外，死亡率和平均寿命也有一定影响。
旧中国人口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故年龄构成仅稍偏于年轻化，与当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新中国建立后，人口再生产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50～60年代，人口出生率大致仍保持在过去的高水平上，死亡率则大幅下降，其中儿童的死亡率下降得尤为显著，他们较大的存活率推动年龄构成迅速走向年轻化，到6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年轻化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值。进入70年代以来，出生率连续锐降，死亡率则在低水平上趋于稳定，这一巨大变动使人口的年轻化发生根本性逆转，并出现了日益明显的老龄化趋势。但总的说来，当前中国人口年龄构成的基本特点还是中年化，即一方面少年儿童（0～14岁）比重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低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老年人口（≥65岁）比重与发达国家也有一段不小的差距（约低5个百分点），青年和壮年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与老少被抚养人口的比率高达2∶1，即抚养比为50%，这一负担系数已降至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毫无疑义，当前中国在人口年龄构成上正处在年轻化已经结束，老龄化才刚刚开始，劳动人口比重大负担轻的“黄金时代”，为加速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见表2.1。
表2.1 中国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53～1995年版。
新中国建立后，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动大致经历了先年轻化后中年化并趋于老龄化的过程，从总的看是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变化趋势的，反映了生产力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成果。但若就各个年份对上述变动作深入一步的观察，可以发现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波动，其发生次数之多，幅度之大，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50年代中国出生率高，死亡率则锐降，导致低龄人口迅速膨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出生人数剧减，据1995年统计，当年34岁（1961年出生）的人数在50岁以前各岁中是最少的，比38岁（1957年出生）少了四成半，从而在人口年龄构成变动曲线上留下一个深刻的凹槽。从1962年起，全国进入补偿性生育高峰，出生人数剧增，在1995年中国所有的年龄中，32岁（1963年出生）的人数是最多的，比34岁竟超出近一倍半，成为变动曲线上的最高峰，其余波一直延展到70年代初。此后，随着出生率下降，变动曲线迅速收缩，但到8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反弹。原因主要就在于6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那一批人此时进入了婚育期，1995年9岁（1987年出生）的人数在所有年龄中仅次于32岁，其间隔正是平均的世代交替期：24年。预计变 动曲线上的这一次次波动还将长期延续下去，曲线要最终趋于平滑，100年恐怕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