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所说的“基本协调”也是从中国现实的人口、经济国情出发的。事实上，正如前文中业已阐明的，中国存在着由历史原因和50～60年代生育失控造成的沉重人口压力，这种压力不可能不在劳动就业领域有所反映，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从业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并由此产生出一些负面影响。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做保障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避免了大量失业所必然导致的种种社会矛盾，在政治上无疑是积极的。
从业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对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益显然是不利的。多年来，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虽持续上升，但总的看来其速度并不快，目前其水平不仅比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明显偏低。中国从业人口总数相当于巴西的10倍，泰国的20倍，或韩国的30倍，而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这些国家的倍数却远远没有这么多。从业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压力，使得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得不长期向着劳动密集型倾斜，对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也起了拖后腿的作用。在中国经济迈向中等发达水平的进程中，如何加速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在劳动就业问题上，过去长期由国家全包下来的做法已转变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着重开辟集体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同时改革用工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举办劳务市场，推进再就业工程，并建立职工待业失业保险制度，旨在逐步实现企业自主用工，劳动者自由择业，让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本制约作用的目标。上述改革实施几年来，总的情况是良好的，全国从业人口继续增长，其结构和分布也有所改善，基本上满足了劳动者就业和企业用工两方面的需求，尤其是较为顺利地转移了几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所上升（1987年为1.8%，1995年为2.9%），不少下岗待业人员生活面临暂时困难，而国有企业存在大量冗员的问题尚远未得到妥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是任重道远。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即将进入又一个高峰期，全国的劳动就业形势确是严峻的，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必须始终给予高度的重视。
中国的从业人口在分布上被分为城镇和乡村两大块，1952～1995年间，前者增长6.0倍，占总人数的比重由12.0%增至27.8%，后者增长不到1.5倍，比重由88.0%降至72.2%。这种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的结果。城镇从业人口按所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区分为国有、集体、个体、外资等多种类型，其中国有单位始终居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近三分之二，集体单位占五分之一，而个体劳动者的发展走了一个大V字型，其比重由1952年的35%锐降至1978年的不足0.2%，此后受国家政策鼓励又重新增长，目前已达9%。外资单位基本上是近十余年发展起来的，现占城镇从业人口总数3%。在乡村，过去绝大部分从业人口都属于纯粹意义上的农民，自70年代末叶以来，乡镇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现已占从业人口总数近三分之一，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经济活动内容正在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革。
关于中国从业人口的性别、年龄和文化构成，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提供了详尽的资料，虽然普查中所统计的是“在业人口”，与本书中的从业人口在定义和口径上小有不同，但所反映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明显差异。
1990年全国在业人口中，男性占55%，女性占45%，性别比达122，比总人口高得多，其原因虽与女性退休年龄较早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反映了两性从业率的不同，即女性单一从事家务劳动而不参与职业活动的人数显著超过男性。但中国女性的从业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在最高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