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对于上述现象应该予以全面的和辩证的认识。首先要看到，这类迁移是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出现的，既然国家建设的重点已移向沿海地区，那就不可能不出现相应的人才流动，就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此类迁移是利大于弊的，这是因为同样一颗种子在肥沃土壤上可以比贫瘠土壤获得更高的产量。须知人才不是古董，古董时间越久价值越大，人才在生理上和知识上都很容易 衰老，创造力旺盛的年华是很有限的，如果条件一时还不具备，就应该让人才及早流出，以利于人尽其才。而且人才和投资一样，也有一个群体效应的问题，只要体制理顺了，1加1就可以大于2。
此外，上述逆向迁移造成的冲击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知识和人才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因人才流失而面临某种困难的地区，应痛切地认识到，再像以往那样靠国家“内调”、“下放”、“支边”来无偿获得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情况恐怕是不会再有了。当时这些行政性的人才内迁虽确有某种必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无庸讳言，其中弊端也不少，并隐伏着导致后来发生逆向迁移的因素。事实上在大西北、大西南崇山峻岭中建立的许多工厂和科研单位，都是通过“异体移植”般的行政“外科手术”嵌入到当地的贫瘠土壤中的，它们尽管人才高度密集，但却犹如浮在水面的油珠，历二三十年之久，仍然不能在经济上、文化上、尤其是人员的心理意识上同反差极大的周围社区真正地融为一体，他们在迁入地出生的子女，即使已长大成人，同当地人依然泾渭分明，甚至格格不入。进入80年代，许多这样的单位都迁走了，看来这也是大势所趋。因此，有关地区必须立即把发展文教事业放到极端重要的位置上，切实地而不是表面地尊重知识，爱护人才，采取灵活的优惠政策广开才路，更多地以中短期的人才交流代替以往的永久性迁移，相信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些地区人才逆向流动造成的困难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
目前，中国正在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生产力按人均计算将达到中等发达程度，数以亿计的农民将挣脱土地的束缚，投身到非农产业的广阔天地中去，城镇化会有巨大的发展，城乡人口迁移的规模将是以往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在此过程中，生产布局面貌将发生一系列变化，沿海一带肯定将进入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行列，内地和边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将得到大规模开发，建设重点要逐步转移到辽阔的大西南和大西北。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将发生巨变，不少地区将步入很深的老龄化社会，人口会长期保持负增长，而另一些地区仍将保持一定的人口增长势头。这些都说明存在着进一步发展人口迁移的社会经济需求。关于未来中国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发展趋势，有不少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首先，有必要继续加深对人口迁移流动适度发展的重要社会经济意义的认识，坚决破除在此问题上一切与市场经济相抵触的保守观念，要看到生产力发展及其对人口和劳动力的需求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是始终存在的，而人口迁移流动正是调节这种不平衡的重要杠杆，其适度发展无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近年来不少地区确实一再受到“民工潮”的冲击，但不应就此认为全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过大了。正如前文中已指出的，中国至今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人口分布相对凝固化的国家，这种状况理应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得到改善。
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要真正发达起来，还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人口基数大，分布广，各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矛盾和人口压力，再加上人口分布本身所具有的惰性，所有这些制约人口迁移的因素均将长期存在。由于国情不同，中国也许永远也不会达到像美国那样高的人口迁移率。因此发展人口迁移既要积极，又要注重稳妥，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