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证实，从新品种的种植中获得的成果并不相同。除去自然条件以外，还存在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问题。因为取得效益明显的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那里对引进新品种有投资能力，而在没有投资能力的贫困地区效益并不明显。看来，影响提高粮食产量的原因不在作物品种本身，而在地区投资能力上。
例如，新品种作物需要较多肥料，特别是化肥对增产起着重要作用。可是，大多数农民买不起化肥。银行对缺乏保证及无把握还债的农民不愿给予贷款。而那些较富有的农户自己有较好经济地位，也容易取得贷款，因而可以购买较多化肥，获得高产所带来的收益。大多数贫困农民只好仍然使用原有品种和厩肥，产量只能维持原有水平。
灌溉与农药的情况也大体类似，而这些又是新品种作物获得高产的必要条件。原有品种在缺乏灌溉与农药条件下，反而显示适应性较强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贫苦农民，不愿担风险，仍然继续使用原有的低产品种。
通过新、旧品种的效益对比发现，新品种小麦产量提高一倍，所花费的投资只需增加50％，这样净收入超过使用原有品种50％以上，甚至到90％。由此看来，投资多的可取得较高的收益，投资少的收益低。它使富者更富、贫者越贫，加速了农民的两极分化。
经济势力强的农户通过采用新品种，获得的好处是增强了实力，从而也就增强其在下一次种植的地位。同时由于其经济实力增强而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农户就设法经营更多的土地；投放更多资金以获得更多利润。对贫困农户来说，虽然他们看到别人由于使用新品种获得明显收益，开始放弃传统习惯，但是受土地规模小、投资少、技术能力差等条件制约，仍然无法与实力强大的，已捷足先登农户相比。此外，由于土地的平均收获量的提高，土地所有者往往藉以提高租金，或借故收回土地转租他人，以获得高额租金。因此贫苦农户受到双重压力，其竞争地位越来越不利，并有失去租种土地的危险。
在这种竞争情况下，经济条件好、获利多的农户可以通过收购或高价租得较多土地，发挥其规模效益。而贫苦农民失去部分或全部土地后，则由佃农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农。当雇主经济实力增加，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时，雇农在农村出卖劳动力的机会就会逐渐丧失，成为农村中的失业游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有所下降，甚至达到难以立足的地步。
在市场上，新品种的小麦由于需求大，其价格也较原有品种高，这也给种原有品种小麦的农民以更大的打击。在农村中既失去土地，又失去出卖劳动力的机会，只好到城市去另谋出路。在城市中，他们既缺乏技术，又缺文化，只能干粗重活或从事小贩，过着半失业的不稳定生活。其居住条件也十分恶劣。这给城市带来各式各样社会问题。
在推广新品种水稻地区，情况与小麦区有些不同。因为水稻的新品种对水肥条件要求比较高，对病虫害也特别敏感。所以，种植新品种水稻要有较多投资。其产量虽有较大提高，但大米质地比原有品种要差，一般人仍愿购买传统品种的大米，故其市场价格低于当地原有品种的大米。这样，新水稻获得的效益要比小麦小，加上新水稻是低秆，不如原有高秆品种产的稻草多，因此对牛饲料及燃料问题发生困难。所以推广水稻新品种速度较慢。
上述绿色革命引起的变化，实际上涉及到自给性农业向商品化农业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文化水平高、对新事物敏感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思想与办法。而文化水平低、思想比较保守的农民，则对新事物、新办法接受得慢，他们仍习惯于旧的传统与办法，因而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和思想意识方面的相互制约，农村问题与城市问题的彼此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