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包括湖北、福建、陕西、安徽、四川、山西、内蒙古等7个省、区，其自然增长率在9.3‰～10.5‰之间，属过渡型。该类型占全国总人口 29.3%。
西部——包括广西、江西、广东、新疆、云南、宁夏、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西藏等11个省、区，其自然增长率在11.0‰～16.1‰之间，属增长率偏高类型。其人口占全国24.1%。
我国各省、市、区之间人口死亡率差异较小，1995年最低的北京市为5.12‰，最高的西藏为8.80‰，相差仅0.7倍；出生率差异则很大，最低的上海市为5.75‰，最高的西藏达到24.90‰。正是后者对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地区差异起着基本的制约作用。导致出生率出现悬殊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生产力发展水平。它直接制约着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进而影响到人口素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婚姻和生育观念。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抑低生育率的强有力因素，在我国，其作用也愈来愈明显地凸现出来。
（2）人口构成。主要指年龄构成，它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育龄人口比重的大小。目前，我国高出生率地区的人口年龄构成普遍较轻，并由此产生巨大的生育惯性，而另一些地区出生率较低，与人口偏于老龄化关系很密切。
（3）民族成分。除朝鲜族外，我国其他各少数民族受各种因素，其中包括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人口出生率都比较高，对所分布地区的人口态势影响很大，其人口再生产类型与汉族的差异预计还将维持一段较长时期。
（4）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在具体实施时，在不同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所取得的成效也有大小之别，这是一些社会经济环境基本相似的相邻省、区之间人口出生率出现明显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人口压力和理想适度人口
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95年，中国人口由5.4亿增长至12.1亿，增幅达1.24倍。期内虽然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得到了更快的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但人口总数庞大，人口增长过快，仍然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长期承受着沉重的人口压力，产生出多方面的人口问题，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1）人口总量大，增长快，不利于更多地增加积累和提高人均消费水平。据统计，1952～1995年间全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按可比价格计，增长了13.8倍，但这一增量中的将近45%被用于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用于提高原有人口生活水准的只占55%，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快，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明显滞后的重要原因。上述期间内，全国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增长达30.6倍，但人均积累额仅增长14.0倍，也充分显示出人口增长过快的消极影响。建国以来，中国许多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及绝对值，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却明显偏小，其中相当一部分迄今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增长相对缓慢。如1952～1995年间，粮食总产量增长1.85倍，人均仅增长34%；棉花总产量增长2.66倍，人均增长73%；钢产量增长69.6倍，人均增长32.4倍；……这种“总量大国，人均小国”的状态，显然与人口多、增长快关系至密。
（2）人口总量大，增长快，致使劳动适龄人口的大军源源不断地成长起来，目前每年仍多达1400余万，为满足其就业需求，按人均2万元固定资产投资计，总额即高达3 000亿元，几占全国一年总积累的三分之一。在农村，人口的膨胀导致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尖锐，全国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已由1952年的 0.188公顷锐降至1995年的 0.078公顷，减少近六成，降幅之大在世界范围内亦罕见其匹；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比，仅为其三分之一。人多地少的矛盾直接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其总量竟多达1.5～2亿人，不仅造成宝贵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还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经济活动人口的产业构成长期没有大的改善，严重制约了城镇化进程，城镇人口比重在世界各国中明显地处于下游，尽管如此，各大、中、小城市的住房以及交通、能源、供水、环保、文教等各项事业仍相对滞后，对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城市就业也面临沉重压力，虽多方疏解，失业率迄今仍呈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