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出现了地理学的现代化方向，地理学旧的研究传统已经改变。现代地理学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电子计算机已经使过去不敢尝试的对巨大数量数据的处理成为可能，信息通讯手段的发展，使传统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转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现代的科学方法论，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等，它们的基本原理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使科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也为传统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转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同时，也由于人们对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增加的关注和忧虑，以及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使人们对传统地理学的内容产生反思和创新。国外现代人文地理学出现了社会化、计量方向、应用方向和行为研究倾向。
现代地理学是把人类居住的地球表面看成统一的系统，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描述各种地理现象，探索内在规律，并预测其未来演变的研究领域。
陈旧的、资料堆砌的描述性区域地理已令人厌倦；在理论上不论是人类生态论还是文化景观论也都已引不起青年一代的探索热情。50年代末期，在计量革命的冲击下，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变革。60年代中，各种空间结构，如位置、距离、扩散、结节等的研究和区域科学理论都有了新的发展，运用模型和电子计算机来分析各种空间系统和人地系统的计量地理学论著犹如雨后春笋，日益丰富，其中以1962年B·邦奇的《理论地理学》和1965年P·哈格特的《人文地理学中的位置分析》首开其端。
到了70年代，人文地理学在论题内容上也有所革新，从小区域研究和景观形态转移到以分析解决现实社会生活问题为其主攻方向，内容涉及到环境污染、贫穷与饥饿、种族歧视与生活福利等。1977年，D·M·史密斯所著的《人文地理》一书即以“福利的探讨”为其副标题。作者在引言中阐明这门学科应立足于估价各种地理情况下的社会福利水平，探讨各项地理政策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这种以分析生活质量水平的区域差异以求改进并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主旨的综合性区域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多半以城市为重点对象，已成为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新方向之一。
空间观点和复兴的人地观点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有许许多多与空间观点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和模型，都能够应用到人和环境关系的问题上去，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效益。
人地关系研究的变化还表现在70年代提出的“行为革命”。当人们用数学的和经济的资料来解释人文现象的空间结构和变化时，意识到现实世界中的种种问题，并不完全是精确计算的经济上合理的结果，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从而出现了对地理学计量化的批评。在人地关系研究中，对行为的探讨同样重要，行为对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人们的决策不能完全被解释在纯理论的合理的范畴之内。在地理学中探讨人们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对环境、事物空间分布的影响，是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