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地关系的协调
1.协调观点的摄出和发展
地球上自出现人类以来，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在脱离了动物界之后，依靠劳动和双手，开始逐步支配自然界的一切，尽管人类还只刚刚开始学步，并没有萌发人地之间关系的思想，但是人类却在有意无意之中掠夺自然，破坏自然了。
原始时代与现代文明时代相比，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的规模与深度都是无法比拟的。白吕纳在《人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越是文明的民族，他们的经济破坏愈急剧，破坏的结果也愈严重。”原始时代，人类对自然界虽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掠夺和破坏活动，但他们的能力和手段有限。原始时代的人类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放火把森林烧毁，然后种植农作物，直到土地肥力消退，又去焚烧另一片森林。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弃耕若干年后，待这片土地上又长出灌丛以后，才开始另一番轮垦。而在原始狩猎民族中，他们对于狩猎常加以限制，例如对于某些行将灭绝的动物，在一段时期内禁止捕猎。
工业化以后，人类对生存的这个星球的破坏便日益加剧。矿产资源被毫无节制地用现代化手段开采出来，以至许多矿藏面临着枯竭的危险。据科学家计算，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100年间世界能源消耗总量为过去几千年的一半。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也是十分严重。当欧洲人到达他们的殖民地以后，他们对土地的耕作利用在性质上完全同原始时代的人类一样，而且他们在更为广泛的面积上滥用着土地，他们用极小的费用来取得土地的报酬，逐渐使土地的肥力耗掉。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使土壤受到严重侵蚀，全世界河流每年把大约240亿吨泥沙带入大海，每年由西风吹到大西洋的北非泥沙达4亿吨，全世界受到沙漠化危害的土地面积达30亿公顷，几乎是陆地面积的1/4，其中60％的牧场和靠雨水的耕地以及30％靠灌溉的耕地都不同程度地沙漠化了。①世界上每年沙漠化的土地达600万公顷。
1830年开始，美国开始在其东部地区滥伐森林，在其西部地区滥垦草原和过度放牧，最后酿成了“黑风暴”事件。1934年一场“黑风暴”从西部大草原干旱地区刮起，席卷了美国大陆的2/3，灰黄色的尘雾弥漫天际，总计刮走了3亿多吨尘土，遍及美国10多个州，毁坏了许多农场。
文明民族的破坏行动以森林地带最为明显。科学发展到现在，人类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保护森林的益处和重要性，它不仅是一种宝贵的人类日常生活必须的物质财富，而且在保护农田、改善气候、减轻水灾和污染等方面有许多有益的作用，人类虽已知道滥伐森林的危害，但是地球上的森林却还在以每分钟20公顷的速度消失着。亚洲、非洲和美洲热带森林每年被毁分别为850、890和400万公顷。在过去的150年内，南美洲的哥伦比亚砍伐的森林面积达1500万公顷，使200万公顷土地沙漠化，200万公顷土地水土流失，致使每年有21万公顷土地颗粒无收。如果按目前森林减少的速度持续下去，地球上现存的500万物种中有15—20％或更多的将遭灭绝，这种速度是自然灭绝的一千倍。
如果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自然是人类的“奴仆”，那是完全错误的。应该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仆和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人类如果破坏、掠夺自然界，将会得到自然界加倍的惩罚。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如果不调整与自然界的关系，不制订合适的对待人类自己生存环境的政策，可能会象古希腊诗人荷马所预言的那样：人类将自己埋葬自己。
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在改造自然、治理自然的斗争中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特别是在治理江河、兴修水利、绿化造林、整治黄土高原和防止水土流失、治理沙漠等方面。但另一方面，在相当普遍的地区，却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的经营方式，以及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建国以后，我国粮食产量已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增加到现在的4000亿公斤以上，历史上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口众多的我国的口粮问题已基本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单产与开垦荒地是两项重要的成功措施。但是在成功的经验中，也存在着不够重视自然界本身规律的缺陷，例如提高单产时对土地重用轻养，开垦荒地时毁林弃牧。
对土地重用轻养，致使我国有些地区土壤理化状况变坏，地力衰退。虽然所施用化肥的质量、数量不断提高，但因农村燃料紧缺，作物秸杆还田数量很少，土壤有机质不能完全补充。大豆等养地作物因被认为是“低产作物”而被排挤，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不少地区绿肥被粮食排挤掉，致使土地肥力衰退。另外，部分地区因对土壤利用不当产生了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
开垦荒地对于增产粮食，建设我国商品粮基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山地多、平原少，经过几千年的垦殖，适宜农耕的荒地已确实不多。在部分地区曾一度靠盲目毁林、弃牧开荒、围湖或围海开垦等办法来扩大耕地面积，实行广种薄收。据统计，建国后开垦荒地总计达4.8亿亩，约2/3为集体开垦，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坡度较大的山坡地。不少已垦坡地坡度大于35度，甚至超过40度，轮歇丢荒现象十分普遍。不断开垦又不断丢荒、掠夺式利用土地资源的结果是，粮食生产无几，植被大量破坏，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甚至不少重要水源林区的森林和沙漠边缘地区的灌木林也遭破坏。弃牧毁草开垦面积也很大，后因自然条件不宜耕作或由于农牧矛盾过于尖锐而撩荒退牧的，估计曾达700万亩。围湖填塘造田使鱼类失去了生活和繁殖场所，破坏了鱼类天然饲料资源，使渔业直接减产；更严重的是破坏了水资源的生态平衡，削弱了湖泊蓄洪、灌溉、航运和水体调节气候的能力，危害附近农业生产。
渔业生产的掠夺式经营表现为酷渔滥捕，它对海洋和淡水渔业资源的破坏尤为严重。前些年海洋渔业生产不顾资源条件，忽视资源保护，片面追求产量，过量渔船在禁渔区域内、近海及沿岸渔场内滥捕，网目日趋小型化，底拖网和定置网作业到处扩展。酷渔滥捕使资源衰退，导致恶性循环。其结果是按马力或船计的单产下降。以质量来说，大鱼好鱼比重下降，小鱼、低值鱼比重增大，更为严重的是给许多价值高的鱼类资源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大黄鱼、小黄鱼和带鱼等经济价值高的品种所占渔获量的比重大幅度降低，有的已不能形成渔汛。
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而造成自然环境恶化的情况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森林资源因毁林滥垦遭到破坏，林业生产过量采伐和重采轻造，森林覆盖率下降，使野生动物失去栖身之地，甚至使一些野生动物濒于绝种。草地超载过度，引起草场大面积退化，产草量也随之下降。60年代初就已开始暴露这一生态危机，但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制止。70年代末每亩产草量一般比50年代下降30—50％，有的地方甚至下降60％。牧草质量也大为下降，优质禾本科和豆科牧草大量减少，有害杂草增加。对矿产资源滥采滥用，造成开发中的浪费。我国一些地区乱采滥挖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小煤矿回收率仅10％。对综合矿实行单打一开采也造成了很大浪费。
我国水资源近期供应形势也日益紧张。全国有188个城市缺水，日缺水1240万立方米，每年缺水季节因城市供水不足造成的经济损失近200亿元；农村当前仍有5000多万人和4000多方头牲畜的饮用水问题尚未解决，有8.3亿亩农田和14亿亩草地缺水。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却未能跟上，对汞、铅、砷、镉等有害元素不能很有效地控制其污染，危害人体健康。我国大气环境中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污染严重，尤其是颗粒物对大气的污染更为突出，1989年全国排尘和二氧化硫总量分别为2200万吨和1600万吨，其中主要来源是燃煤产生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利用程度以及利用种类在不断增加，而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人口的迅速增加，又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和消耗量突飞猛进。例如以石灰石作为原料的水泥（生产1吨普通硅酸盐水泥需石灰石1.3—1.5吨），1949年全国仅生产66万吨，随着工业建设和住宅建筑等的蓬勃发展，水泥需求量不断上升，1990年全国生产水泥2.03亿吨，为1949年的307倍，但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世界人口急剧增加，各种资源日益减少和感到匮乏，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关注，人类对更为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追求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救救地球”、“拯救人类”的呼声日益响亮。于是，谋求人地关系协调的观点便应运而生，得到了包括地理学家在内的许多科学家的提倡。《联合国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提出：“地球是宇宙中已知具有生命的唯一地方，由于人类活动，人口及消费量的增长，不断减少了地球维持生物的能力，并逐渐损害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和繁荣。如果不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不控制人口，不通过一项新的环境法，则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将继续恶化。”1972年和1979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资源、环境、人口相互关系座谈会上，主张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同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协调起来。许多地学工作者也意识到协调人地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提出了类似的呼吁。1980年9月在东京举行的24届国际地理学会议上，担任大会主席的英国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在开幕式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变化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处境中，如何去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1981年2月我国国务院作出了《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管理好我国环境，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长期以来，由于对环境问题缺乏认识以及经济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了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比例失调。当前，我国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相当严重。”
199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有41个国家参加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指出：我们对于全球环境的迅速恶化深表关注，这主要是由于难以持久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如土地、水和大气，正因此受到很大威、胁。严重而且普遍的环境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淡水资源枯竭、河流、湖泊及海洋和海岸环境污染、海洋和海岸带资源减退、水土流失、土地退化、沙漠化、森林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有毒物品扩散和管理不当、有毒有害物品和废弃物的非法贩运、城区不断扩展、城乡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化特别是卫生条件不良造成疾病蔓延以及其他类似问题。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加剧，妨碍他们满足人民合理需求与愿望的努力，对环境也造成更大压力。我们确信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并为全球合作创造机会。根据联合国大会第44/228号决议，1992年在巴西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产生了《地球宪章》和《二十一世纪行动议程》。
在地理学中，谋求人地关系协调的思想由来已久，古代的地理著作和近代地理学家的论著中都曾包含这种观点。李旭旦曾明确地指出：人地关系的协调是当代人文地理学的新课题。他还指出：“自60年代以后，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在全世界再次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上，已经形成了人与环境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它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理论的一大革新。70年代以来，分析并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正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新课题。”①吴传钧也早就提出，协调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当务之急。
在我国，协调人地关系的观点正通过中学地理教育得到广泛的宣传和普及。在高中地理课本中，人地关系是其内容的核心，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地提出了人类与环境的问题，并以“协调人类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作为第三节的标题，使每个学生在中学阶段就能产生人类与环境是对立统一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