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区很富有地理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
各州还就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运输路线等特点进行了很好的区域对比，是早期区域地理的杰出著作。
“导山”部分，专列山岳，并归纳成几条自西向东的脉络。
“导水”部分，专写河流，共分成９条水系。文字虽然不多，却是我国地理学专就山岳和水系进行研究的开始，而且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五服”部分，反映了作者在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把广大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再朝前追溯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更早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就已绽开美丽的地理花朵了，这是我们后人所足以引为自豪的。
在商代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就已经非常注意观测天象了。甲骨辞中就有不少关于日、月食的记录，特别重要的是出现了关于新星的观测记录。
对于天气情况也非常重视，卜辞中就有关于各种天气现象的记述。
古老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的。而农业收成的好坏与天气的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本世纪以来，从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卜问天气的记录。
尽管我们所得到的甲骨文并不十分完整，但多多少少也可以看出来一点：由于天气情况与农业生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殷人非常注意天气的变化，从而在卜骨上留下了不少有关天气现象的宝贵记载。
当时，已经有逐日记载天气的需要，特别是在农业生产的重要阶段。
如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中有公元前１２１７年（殷文丁６年）从３月２０日到２９日连续１０天的天气记录。已经认识的天气情况有：晴、阴、云、雨、雪、风、霾等多种，而且对于风和雨已有强度和方向不同的认识。如有“大雨”、“小雨”、“大风”、“小风”、“大风自北”等的记载。
由于认识到旱涝问题的严重性，我国早在春秋以前就开始兴建筑堤、修坝与开渠为主的改造自然的水利工程。
西周时召公曾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既然以防川来作比喻，可见堤防的修筑在当时已经是很普遍的了。
那时，黄河边上还有一处地方取名为“堤上”。至于灌溉工程，见于史书的也不少，如春秋时，楚国就曾经在孙叔敖的领导下引期思水“灌雩楼之野”，战国时秦国的蜀守李冰主持修筑了都江堰等。
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表明已经掌握了当地的水文和地势起伏的特点以及测量地形高低的方法。
古代的时候，为了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就要利用物候知识。所谓的物候知识，就是关于动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与季节变化关系的认识。
《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物候的专著。它成书的年代虽然在奴隶社会后期，但其中的某些认识很可能是夏代流传下来的。它主要记载了当时各月的物候和农事活动，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历，是一部十分珍贵的科学遗产。
地图是表达地理知识的一种手段。它具有既简明又形象的特点，因此在某些方面的实用价值，有时大大超过了文字记载的作用。在人们用符号或图形按一定的比例和方位关系表示地表的面貌时，就成为地图了。
从古书中有关地图的记载，可以知道地图的绘制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需要。
《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在洛阳选建城址时，绘有地图献给成王。
《周礼》记载有掌管各种地图的职官，不少专用地图的名称以及某些地图的内容等。如从“大司图”所掌管的“天下土地之图”上，可以得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即九州地区范围的大小，可以辨认“山林、川泽、丘陵”等的分布情况。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地图的绘制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了。那时已经能够按比例缩尺绘制地图（如从图上可知“道里之远近”等），已能表示山、川、陵、谷、平原、沼泽以及林木、苇草、城邑的所在。
测量的工具，至少使用了准、绳、规、矩。至于测量的方法，可能使用了类似平板测量的方法。这些已为我国传统地图的绘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古代史书中，还包括有不少地理方面的知识。
例如《周易》是起源于殷周之际的一部关于事物变化原理的著作，其中的谦卦象辞说：“地道变盈而流谦。”唐代孔颖达对此的解释是：“丘陵川谷之属，高者渐下，下者益高，是改变盈者，流布谦者也。”显然这是对流水的侵蚀和沉积作用的概括。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小雅・十月之交》一篇在讽刺周幽王时，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形会发生剧烈变化的论述，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晋书・杜预传》中也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说西晋的一位大将杜预为让后人知道他的功绩，专门刻两块歌颂自己的石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说明我国关于地形不是不变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了。
而天命论和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天命论的形成，大约在殷商时候。那时人们对于自然灾害仍然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因而把它的原因归结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的作用。
殷墟卜辞中有“帝其令雨”，“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就是问上帝下雨、刮风的情况以及这一年的雨量能不能使农业有好的收成。
这就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晴雨变化和年成好坏都是上帝的旨意，只能听天由命，人类是无力改变这一切的。这就阻碍了人们从自然环境本身去探讨降雨、刮风和降多少雨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等问题。
西周灭殷之后，进一步用天命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孔丘的学说中，也有天命论观点，他说君子要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如果“获罪于天”，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天命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了地理学的发展。
商周之际，正当天命论盛行的时候，人们也已经开始探讨万物生长和发展变化的原因。
如《周易》的作者是尊天的，但他认为自然界也与人一样，是由阴阳产生的，而自然现象也是在阴阳两种对立的力量的作用之下发生变化的。
西周史官伯阳父在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强烈的地震后，即用阴阳二气失去平稳的学说解释地震，他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丞，于是有地震。”
《尚书・洪范》的作者同样是在承认世界万物和社会秩序都是上帝所安排的前提下，提出了“五行”的学说。
五行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五行观念对于古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也同样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们不能不谈谈《管子》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了，这部托名春秋前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的论文集子，对中国地理学及世界地理学的贡献都是非常独特而又巨大的。
对我国土壤进行科学的划分，现存最早的记载，就是《管子》这部著作。
《管子》的《地员》篇，就是按土壤颜色，把华北地区的土壤分成了悉土、赤垆、黄圹、赤埴和黑埴五类，进而又对这几类土壤作了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