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挥舞一把神奇的利斧，把混沌一片的天和地给劈开了。“共工怒触不周山”，从此中国的地形西高乐低。荷马操起神奇的巨笔，人类地理学便开始有了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希罗多德则认为，地球是一个椭圆的平面。
远古时代，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发展，却不知地是怎么形成的，只好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加以猜测。
比如天和地的形成，古老的中国就有一个美丽的神话，说的是盘古挥动一把神奇的斧头，把混沌一片的天和地给劈开了，比较轻的物质往上升，就成了天，而那些重的物质升不上去了，便往下降，降得很厚很厚，从而成了地。
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说的是盘古活了很大的岁数，有一天终于要死了，临死之前，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正当盘古自言自语的时候，忽然从自己的嘴里吐出了一大团一大团的雾气，这些雾气迅速地升到天上去了，变成了风和云。雾气吐完了以后，盘古就死了。
盘古死后，左眼球忽然在中午时分，变成了火红色，并迅速喷射到天上，成了太阳；到了晚上，右眼球也变得白花花的，也迅速地喷射到天上，成了月亮；血液从身体里喷涌而出，且一泻千里，成了日夜流淌着的江河；手脚和身躯也迅速蔓延开来，形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名山。
从上面的两个神话传说，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的初民们已经知道了天和地是分开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地上有山川，周围有风云。这是古老中国的地理意识。
同时，关于中国的地形特征——西高东低，有一个同样美丽的神话，为其作了注释：这就是“共工怒触不周山”。
传说古代一位英雄叫做共工，由于同另外一位英雄，叫做颛顼的，两个争着当帝，共工为了显示自己强大实力，一怒之下，一头撞倒了支撑天地的天柱之一——不周山，也就是现在的昆仑山。从而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后果，使得中国的西北地区多高山峻岭，东南地区多平原沃野。也使得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滔滔江河滚滚东流。
而“地理”作为一个专门名词的出现，则最早见于《易经》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东汉时期的王充对这一句话的解释是：“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唐朝的孔颖达则认为：“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后人对“观法于地”的解释是，是指对地表上广为存在的山川水泽的观察和研究，这一点，同古代希腊“地理”一词只是描写地的意思，是有着明显不同的。
当然，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天文、地理等现象的观察活动也不断地深入，开始试图解释和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比如，中国的春秋末年，有一本书，叫做《考工记》，就这样描述了地理现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涂矣。”意思就是说，普天之下的地理形势，两座大山之间，必有一条河流，一条大河的上面，肯定有一座桥，这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山脉与河流分布上的关系，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人们还认识到，海洋和陆地的变化，是无穷无尽，也是无始无终的，所谓的“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又比如，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大地，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天地圆丘，日地圜宫，月地斜曲，山地险径，川地广平，云地高林，气地下湿，就是指人们在野外了望四周，看到周围天与地接，而中间似乎隆起，像是圆丘，就叫做“天地”。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又到了东汉的初期。黄河几乎连年泛滥，水患成灾。
常言说“乱世出英雄”。当时有个好汉名叫王景的，他就以善于治水而闻名于世。汉明帝闻听了他的大名，便召见了他，与他共同商议如何从修治汴渠入手来治理黄河水害的对策，并全权委派他来治理河害。临别之前，汉明帝特地送了他两本宝书《山海经》、《禹贡》。
王景回家以后，日夜研读这两部著作，终于有所收获，他还将理论付之于实践，花了一年功夫，指挥几十万民工完成了治河工程，荥阳到千乘（今山东利津）海口千里的堤防得到加固，汴渠疏流通航，黄河畅流入海，为后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大家可不要小瞧了这《山海经》和《禹贡》呀！
《山海经》的问世，也可以说是颇不容易。大约在四千年前，有一位先人对于长期积累的关于山丘河泽、森林植被、岩石矿物等方面的知识作了系统的加工整理，以后又有好事者根据此画成象形会意图画，翻铸到作为统治阶级权力象征的九个大鼎上，作为九鼎花纹。
后来，九鼎上面的图画被人模仿并且复制下来，并根据图片翻译成说明性的文字。到后来，九鼎在频繁的战乱中失踪了，图幅也几乎完全丢失了，只剩下了说明性的文字，被辑录成书，这就成了流传千古的《山海经》。
其中首先成书的是《五藏山经》，也就是《山经》，那也是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的事了。
《禹贡》也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问世要比《山海经》晚得多了。《禹贡》所记述的是西周以前的情况，《山海经》，特别是《山经》，从年代上来说，要久远得多了。
《山海经》全书包括《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四个部分。而《山海经》是我们的祖先对于大地母亲的极其形象、极富感情、极有个性的写照。
《山海经》把纵横交错的山脉比作大地母亲的骨架，把奔腾不息的河流比作大地母亲的血脉，把肥沃的田野比作大地母亲的肌肤，把遍地宝藏比作大地母亲的财富。
《山经》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山岳地理书。它以每一道山脉为单位，分门别类地详细地描写了这些山脉的位置、高度、陡峭程度、形状、面积。
《禹贡》则依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的各自特点，自南而北归结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包括的主要山岳的名称。
无论是《山经》，还是《禹贡》，在讲到河流的时候，往往都具体到河流的流向，流量的变化，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河口以及地下水等现象。 《山经》对河流的来龙去脉，河流河口，河流的分水岭，以及季节，也就是春、夏、秋、冬对河流的影响等，都记录得非常详细。
《禹贡》则是一部最早的土壤地理书。它根据土壤的质地，把土壤分成壤、坟、埴、垆和涂泥等几种；根据土地的颜色，又把土壤分成白、赤、黑、青、黄等几类；以田之上下，概略地表示土壤肥力的高低，以赋之上下，反映当时土地利用的情况。
《禹贡》全书只有１２００字左右，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