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技术城市，多以人口１５—２０万的城市为中心，在其周围建立新城区，面积以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公顷，人口以４—６万最佳，目前，日本已确定了１９个这类新城市。
这类新城市的建立，分散了原来畸形集中的“高峰形”工业，转变成分散与成片的“高原形的工业”，调节了过密和过疏地区的发展的格局，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同时，这类新城市建立尖端技术据点，提高了地方的科学技术与现代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新城市增加文教设施，为培养人才、发展地区文化教育起了重大作用。
如果说古代地理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近代地理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现代地理则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
现代地理学是把人类所居住的地球表面看作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它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充分描述各种各样的地理现象内在规律，并预测其演变的研究领域。
现代地理学的核心是以人为主体的环境、空间、区域方面的学科。
现代地理学具有特定的研究领域，本身构成一个系统，同时，这一领域的特有内在规律的揭示，是其他科学所无法替代的，而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才足以使这一领域内的规律得到确定性的解释。
当然，假如没有５０年代以后新技术革命的大潮迭起，没有系统论思想的出现，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将始终是模糊不清的：笼统的地球表面、抽象的人地关系以及具体的区域。其结晶助长了分科的多元化和离心力加强，理论问题肤浅和区域研究公式化。
而一旦有了特定的领域，作为科学的地理学，其主要的任务当然是揭示其内在的规律，而不是仅仅去找一些其他科学的规律在一定区域内的相互联系。
同时，地球表面多因素相互关联的自然、经济、人文现象，由于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就可以得到更确切的质和量的描述与预测。
现代地理学直接脱胎于传统近代地理学，它的内容是传统与创新的结合。
诸如区位理论，它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主流方向，它就是由经济学移植到地理学中的，并已在计量化方面获得成功。
其他的传统方向如人地关系和区域研究，在现代地理学大家庭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它们无论从理论上或方法上，都正在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
近代地理学从德国开端，从欧洲大陆向四周散播；现代地理学则自美国发起，反过来影响英国和北欧。然后再渗入西欧、日本和东欧。
这一点，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度发展，以及传统地理学无法适应社会需要是有关系的。
本世纪中叶，老的环境派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新技术革命前进的步伐，景观派的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还继续在孕育之中，只有区域派在全世界的地理学界占据压倒优势。
区域派的大本营在美国，其理论的代表人物也在美国。因此，美国学者对区域派的批评和否定，就成了现代地理学出现的前奏。
１９５３年，一位战时流亡到美国、在衣阿华州立大学经济系教经济地理的德籍学者首先挑起了反对区域这个框框的大旗。他反对把人类知识分成历史、地理和物理三类，他还认为地理学是区位来源法则的科学，就其特性而言是社会科学，应该建立地表一定外貌的空间分布规则。这位学者还认为，空间分布的法则来自物理学和经济学。
无独有偶，战后初期的苏联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见解：这就是当时自然地理中的物理过程派和经济地理中的生产配置派。不过，由于过程派过分重复地球物理学的工作，经济派的配置规律过分笼统抽象，从而导致苏联的现代地理学没有能够形成多大的气候。
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初，首先在美国，然后波及欧洲，出现了地理学主要是人文分支定量化的高潮，被称为计量运动或计量革命。
美国的地理学定量倾向，二次大战后已有萌芽。早期的依阿华经济派，着重于探讨经济区位现象间的相关性、相互内在联系及其组合类型。
随后的威斯康星的统计派，发表了《论美国大麦生产同气候的关系》论文，运用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去鉴定气候参数对大麦产量的影响。
再后来，就是普林斯顿的社会物理学派，他们开始把自然科学规律用于研究社会现象，比如运用物理学的引力随距离衰减的定律研究人口的分布。这一学派还认为，社会量纲和自然量纲是相似的，并建立了社会物理实验派。受这一学派的提倡，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已有的经济学中的引力模式和以后的位势模式，在地理学中研究空间相互作用方面大为风行。
５０年代后半叶和６０年代前半叶，美国学者引进了德国的中心地理论，并进而开始了地理学计量化方面的工作研究。
他们把中心地理论的理论从数学上加以精确化，并应用于研究城市零售业的地理问题。
他们还利用线性规划方法解决交通网中的流向流量问题、仓库和工业的区位问题、空间价格平衡问题以及合理吸引范围的界限等。
他们采用了图论的方法，对美国州际公路网规划中的土地利用、空间类型、通达性计算进行研究。
与美国地理学计量化相互促进的因素，还有区域科学协会的成立和瑞典地理学计量化的影响，瑞典人早在４０年代，就在人口和信息的空间扩散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