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企图发展中国科学技术来振兴中华。西方的各种科学思想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人文地理学传入我国是本世纪初的事，西方地理学思想通过地理学者来华以及中国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而逐渐传入中国。
张相文（1866—1933）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者，1901年，他编写出版了《初等地理教科书》2册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4册。1909年创办“中国地学会”，张相文被选为会长，1910年《地学杂志》创刊出版。
翁文灏（1889—1971），早年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学攻读地质学，他是我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对我国近代地理科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对地理的研究，虽以地貌、矿产、造山运动、自然区域等为主，但也研究过我国的人地关系问题，如1929年在清华大学校刊第100期上发表过《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指出中国人口过多，耕地不足，人均耕地面积较小（仅4亩）的特殊现象。1932年他于《独立评论》第三、四号连载《中国之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进一步阐明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胡焕庸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翁文灏被选为会长。
竺可桢（1890—1974）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对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也起了先驱者的作用。他1910年赴美留学，原在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习农，1913年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地学系，学习气象学。1918年秋回国，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地理学和气象学。1920年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地学，他创建地理学系，担任系主任。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在该校创办史地系和史地研究所。中国近代地理学早期的一些著名学者，很多是他在南京教书时培养的学生，如胡焕庸、张其昀等。竺可桢在哈佛的导师迪西·瓦尔德（Robert Dec Ward），是一位气候学家，戴维斯的学生，因而在人地关系思想上，竺可桢也受到戴维斯及其弟子亨丁顿等的影响。他早期对人地关系的论述，如《地理与文化的关系》（1916）、《地理对于人生的影响》（1922）、《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1926）、《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1936）等，强调了气候与人生和农业的关系。1933年竺可桢等译《新地学》一书，共收文章15篇，介绍了近代地理学在欧美各国的概况和动向，其中多处涉及人文地理理论问题。
在《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论文中，竺强调了人们生活方式对环境的适应。如“赤了足穿木屐，在多雨而闷热的岭南，是很适于环境。”“一个民族的吃荤和吃素，亦和气候有关。”
“我国北方风沙大，北平一带屋顶上瓦沟和屋檐的封固，要比南方紧密些。”“北方雨水少，许多平民住宅，屋顶全是平的。”在“气候与文化”中说道：“世界最古的文化差不多都起源于干燥地带之大河流域”。这些观点代表了30年代中国地理学界的人地观。在竺可桢的培养和推动下，中国的近代地理学在30年代和40年代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胡焕庸（1901— ）1919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受业于竺可桢，后去法国留学，从学于白吕纳，1928年回南京母校任教，他长期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地理学家，法国学派的人地相关理论和区域研究也因而在我国地理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焕庸教授从人地关系出发，研究中国人口分布及与农业、土地的关系，在1934—1936年间，连续发表了十多篇有关论文，其中1935年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绘制了全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提出我国人口地域差异的著名的爱辉腾冲线，并探求地形图、雨量图与人口分布图之间的相关性。他对水利、农业等体现人地关系密切的事业甚为重视，1934年他与李旭旦、楼桐茂等到苏北考察，出版了《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一书。
30年代和40年代我国地理学的人地观，主要受法国和英美的影响，建国前地理工作者发表的著作中以人文地理居多。当时的人文地理研究具有如下特色：
（1）重视小区域研究在抗日战争中大学纷纷内迁，对西南地区的小区域研究最多。这些论著，或为综合性研究，或偏重自然，或偏重人文，但均将人文现象与地理环境融合在一起，探求其相关性。
（2）在人地关系研究中，法国学派及“或然论”观点影响深刻白吕纳的论述常被引用，他的三纲六目及《人地学原理》一书对当时影响甚深，如农村聚落及房屋是白吕纳作为人地学的基本事实而着力研究的内容，在《人地学原理》一书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受他的影响，在当时的区域地理研究中，农村聚落成为重要组成内容之一，而对农村聚落及房屋的专门研究亦时有发表，如《地理学报》第6卷（1939）的6篇论文中，属农村聚落内容的就占2篇。
（3）人文和自然没有分离，人地关系研究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心自然地理的论文也探讨对人文的影响，人文地理学家也强调对自然的适应，人文地理的论文中，也多数以人地相关作为探讨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