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自然变动是多种区域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人口自然变动既受与人口的出生和死亡有关的生物学规律的制约，也受到经济基础至上层建筑领域的多种因素的作用，诸如生产力水平、经济发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妇女地位、妇女就业状况、婚姻状况、劳动力状况、医疗卫生条件、婚姻生育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国际局势、民族关系、战争、自然灾害、人口政策等等都影响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相应的人口变动。由于人口自然变动是人口出生和死亡复合作用所引起的，虽然总的说来，上述因素对人口自然变动都有作用，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影响人口出生和死亡的主导因素及各因素对出生和死亡的作用强度的差异，不难看出，考察人口自然变动必须分人口出生和死亡两种情况，按照影响程度的强弱，分别找出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也只有如此，才能发现人口自然变动的规律性。
1.人口出生率分析
人口出生率是指某地区一年内的出生人数同该地区平均总人数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
人口出生率是决定人口自然变动的两大因素之一。当人口死亡率趋于稳定时，出生率则成为人口自然变动的主要因素，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途径就是要控制人口出生率水平。由于人口出生的承担者是育龄妇女，人口出生数是通过妇女生育来实现的。所以，出生率取决于与妇女生育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
（1）人口性别和年龄构成人口性别和年龄结构是影响人口出生的两个自然属性。它们对人口出生率变动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其中人口性别构成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是通过女性人口比重来体现的。一般而言，女性人口比重高，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这将使人口出生数增多，从而使人口出生率升高。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往往导致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重的差异，从而使妇女生育率水平也不一致。通常，人口年龄构成轻，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比重高的地区，人口出生率也较高。同时，高人口生产率又导致人口年龄构成轻的年龄结构，常常形成人口出生率高的恶性循环。
（2）经济因素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总是需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如果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物质资料的生产就会受到影响，社会经济也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因此，人口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而经济因素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则是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实现的。经济因素首先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并进而使生育率发生变动。经济因素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①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影响着人口数量及其增减。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经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需要数量较多的劳动力，于是，世界人口出生率也表现出剧增的态势。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一度回升，经历了几年至十几年的“婴儿激增”时期。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曾由1935年至1939年的17‰增长到1945年至1964年的22.4—22.6‰。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更是空前提高，并从50年代开始一直保持着高出生率。
②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通过对家庭经济职能和儿童经济价值起作用，从而对出生率有较大影响。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手工劳动者不需要受较高的教育和技术训练，因而参加劳动人口年龄较轻，劳动力培养费用低廉，儿童较早能对家庭经济发展做贡献，所以生育率高。相反，现代化大生产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较高科技水平和劳动技能，并接受较高的教育和技术训练，因而参加劳动的年龄较前者为迟，劳动培育费用也高，儿童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相对较小，所以，生育率降低。
③职业与出生率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通常，与现代化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职业中，从业妇女生育率低；而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职业中，从业妇女生育率高。
④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社会保障也是影响人口出生率的一项重要社会经济因素。一般说来，在生产力和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社会保障程度高，对子女的依赖程度低，人们消除了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出生率就低。而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水平均不发达的地区，社会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保障程度低，家庭仍然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唯一依靠，人们倾向于多生育。
（3）文化因素大量的调查资料都证明，人口文化程度越高，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比例越大的地区，人口出生率就越低。反之，人口的出生率就越高。这是因为人们文化程度的高低和妇女就业人口的多少常常决定了人们所持有的生育观、能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养育子女，以及能否做到晚婚少育。受教育程度对出生率的影响大于经济收入的影响，其中尤以母亲受教育程度的作用为大，因为母亲直接承担生育子女的任务，而妇女生育旺盛期，正好也是学习精力旺盛期，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受传统生育观的影响较小，主张少生、优生和优育，为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她们自觉、自愿地控制生育子女数。
（4）人口政策因素政府制订人口政策以干预人口出生率变动，是直接而又有显著作用的因素。在不同的人口政策条件下会出现极不相同的人口出生率变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协调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纷纷制订适合本国情况的人口政策以干预人口变动。例如我国就是国际上公认的控制人口增长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我国从7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都已经大幅度下降。1988年与1970年相比，人口出生率由33.43‰降到20.78‰，自然增长率由25.83‰降到14.20‰，总和生育率由5.18降到2.31，多胎率由62.21‰降到15.37‰。目前这几项指标都已低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联合国资料，1989年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口出生率是35‰，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4‰，平均总和出生率是4.7，中国这几项指标分别是21‰、14‰和2.4。相反，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二次大战后人口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为了增加人口总数或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因而鼓励人们多生多育。
（5）其他因素婚姻、宗教、人口迁移，以及风俗习惯等因素对人口出生率变动也有直接影响。结婚、离婚、丧偶、分居、未婚等都与人口出生率变动有很密切的联系。宗教对人口出生率变动的影响自古有之，有些宗教鼓励多生多育，有些宗教则控制着婚姻与人口出生率。包括生育观在内的风俗习惯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很大，人口生育行为必然受特定的生育观所支配。
2.人口死亡率分析
死亡是有机体生命周期的完结和新陈代谢的终止。在人口自然变动过程中，死亡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人口死亡现象的分析，通常采用人口死亡率指标衡量。所谓人口死亡率是指某地区一年内的死亡人数与年内平均人口数之比，用公式表示为:
人口死亡既是一种生物学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导致死亡发生的原因以及死亡人数和死亡率的高低是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医疗卫生水平及社会经济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生理因素是指由人体生理机能决定的健康和寿命。平均寿命的长短与人口死亡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平均寿命较长的地区，其人口死亡率就低；相反，平均寿命较短的地区，人口死亡率就高。而一个地区人口平均寿命的长短则又是经济水平、医疗卫生设施条件、疾病、战争、饥荒等因素的集中表现。
病理死亡是和平时期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曾导致大批人口死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和医疗技术进步，环境卫生条件的改善及卫生设施的明显完善，使传染病、寄生虫病等疾病得到控制，对诸如结核、猩红热、伤寒、霍乱、鼠疫、流感等主要流行性疾病采取了免疫措施，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并使世界人口病理死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战争是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既能造成人口的直接死亡，也会引起灾荒、饥饿、流行疾病等，从而导致人口间接死亡。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常造成数以万计的人口死亡。例如，二次大战期间有数千万人死于战祸，其中前苏联在战争中死亡人数达2700万，我国也有1000多万人口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有史以来，世界上总有某些地区存在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并常常导致人口死亡。从公元1000年到1885年，发生在西欧的有记录的地方性饥饿就有50次。而在1876—1879年间，中国西北部发生的大旱灾与伴随而来的长久性饥饿、疾病和动乱，曾导致900—1300万人的死亡。当今世界，饥饿导致人口死亡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以非洲最为严重，据估计，全世界目前每年约有2600万儿童饿死，5亿儿童营养不良。
此外，各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地域差异，常引起各地区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的不同。如某些地区微量元素的缺乏或者过多，常常会产生某些地方病，诸如克山病、大骨节病、克汀病等，并进而使这些地区人口死亡率升高。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增多所造成的废气、废渣、废液的排放和严重的噪声污染，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居住环境，使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增高并导致人口死亡。例如1952年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在4天内曾使4000多人死亡。世界上著名的长寿地区均离不开当地有利于人身体健康的地理环境。例如我国西藏东孜村，从1943年至1992年的50年中，全村无一人死亡。由于根本没有人死亡，村庄的人口已从过去680人增长到目前的6230人。其中年龄最大的142岁，另外还有180多个130岁以上的老人。据研究，该地区无污染的环境，平和的人际关系，以及主要由豆类、大米和鱼类组成的膳食结构，是他们长寿的主要原因。
从世界范围看，人口死亡率正在持续稳定地下降，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高。死亡率的下降是和现代化水平相联系的，所以，如欲获得死亡率下降的长期效应，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