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纯粹是人为的，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不义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与灾难。而当战争借助于自然力量或自然灾害，或人为地制造自然灾害以达到战争的目的时，它的灾害就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我国的战争史上，自古以来，兵家就借助人为的灾害作为战争的辅助手段达到打败敌人、取得胜利的目的。如先秦兵书《六韬》就有“三阵篇”，所谓“三阵”，就是“天阵、地阵、人阵”。
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谓天阵；丘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谓地阵；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谓人阵。
可见“地阵”，包括了地形、地物、河流、湖泊泉源等，借以增加敌人的困难，增强自己的优势。地阵有防御性的，也有进攻性的。从历史事件发生的频率看，防御性的是少数，进攻性的是多数。
北宋初年，契丹(辽)多次南侵，河北地势平坦，全无险阻。为了防御辽军，当时边臣何承矩(945—1006)建议在宋辽边界(以白河即拒马河为界)线以南地带兴建一条从河北保定以西向东，经保定、高阳、雄县、霸县、青县北至沧州海边黑龙港入海的塘泺(湖泊沼泽)隔离地带。公元1000年，他在向真宗皇帝(赵恒)的奏折中说：
臣闻兵有三阵：日月风云，天阵也；山陆水泉，地阵也；兵车士卒，人阵也。今用地阵而设险，以水泉而作固。建设陂塘、绵亘沧海，纵有敌骑，安能折冲。昨者，契丹犯边，高阳一路，东负海，西抵顺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顺安西至西山，地虽数军，路才百里，纵有丘陵岗阜，亦多川读泉源。因而广之，制为塘埭，自可息边患矣。
这里所说的“高阳一路，东负海，西抵顺安”，是指989年开始于顺安砦(今高阳县东)西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流，注于海，东西300余里，南北50—70余里，利用陂湖沼泽，筑堤贮水为稻田所形成的湖泊、沼泽稻田地带。所说契丹犯边是指989年辽军进攻威鲁军(今徐水县西25里)被宋军败于唐州徐河(今徐水)的战役。这一阻止辽军的河湖塘泺地带，如果从保州(今保定)西的鸡距泉等水源算起，到沧州北入海，东西实长450里，南北宽从10余里到150里不等，深五六尺至一丈以上。从西到东包含了当时的湖泊如齐安淀、劳淀、吴淀、白羊淀(今白洋淀)、畴淀、康地淀、牛横淀、洛阳淀、大莲花淀、小莲花淀、黑羊淀、泗淀、粮料淀、大兰淀、小兰淀、下光淀、得胜淀、水汶淀、孟宗淀、大光淀、燕丹淀、陈人淀、鹅巢淀、方淀、灰淀、破船淀等大小20多个湖淀。先后引入的河流有曹河、鲍河、徐河以及易水九支、滹沱、胡芦、永济渠诸水皆汇入塘。自建成后至宋徽宗时，由于它深不可涉，浅不可舟，一百多年中，起到了防御与屯田的作用。在后期由于上游的淤积，下游在沧州一带又被黄河灌注，各段往往干涸，成为耕地，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
我们再看看历史上的进攻性地阵。主要是利用河流的水位高程，如决开堤防或人为提高水位高程，如用人工障碍物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冲击或灌注敌人的城防或阵地，称为“水攻”。这种水攻的使用，大致开始于堤防初起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且也以那个时候用得最多，频率最高。由于这种借助水体灌注、淹没、阻滞敌人的方法，同时也对当地或下游广大地区的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后来战争中使用的次数比较少。但是使用一次造成的损失也特别巨大，这是因为人口的密度在不断增加的缘故。
周敬王八年(前512)，吴子(即吴王僚)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春秋左氏传》)
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晋荀瑶(知伯)率韩、魏之师围晋阳，三年不能克，乃决晋水灌城。赵无恤(襄子)约韩、魏决堤反灌知伯军，灭知伯。(《资治通鉴》卷一)
周显王十一年(前358)，楚师出(黄)河水以水长垣(今县东北)之东。(《古本竹书纪年》)
周显王三十七年(前332)，齐、魏攻赵，赵决(黄)河水灌之，兵去。(《史记·赵世家》)
周赧王三十四年(前281)，赵惠文王再之卫东阳，决(黄)河水，伐魏氏(即灌魏军)。(《史记·赵世家》)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将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今开封市)，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城，魏亡。(《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王元年(前206)，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章邯迎击陈仓(今宝鸡市南)，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畸(今乾县)，又败，走废丘(今兴平)。汉王引(渭)水灌之，废丘降，章邯自杀。(《资治通鉴·汉纪一》)
汉王四年(前203)，韩信已定临淄，遂东追齐王。齐、楚与汉夹潍水而阵。韩信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楚军。佯不胜，还走。楚军追信。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楚军太半不得渡。击杀楚将龙且。(《汉书·韩信传》)
两汉时期，这种人为灾害较少，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南北两朝的对立，逐渐多了起来，而以梁、陈两代为多。而且以作为南北分界线的淮河流域为多，另在江陵引江水有两次，在四川引嘉陵江水一次，在河北引漳水两次，引黄河却只在上游的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引洛水支流谷水千金堨一次。战国时期引黄河水攻战的次数较多，而在南北朝引黄河水攻战却基本上没有。究其原因，有人推测是魏晋以来，黄河的堤防可能因战乱长期失修，残缺失效，黄水已成漫流，无法利用。
东汉建安九年(204)二月，曹操攻邺(今临漳)，为土山地道以攻之。五月，操毁土山地道，凿堑围城，周回40里。初令浅，示若可越。一夜浚之，广深2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饿死者过半。(《资治通鉴·汉纪》卷五十六)
梁武帝天监十三年至十五年(514—516)，北魏降人王足陈献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时为北魏所占)。武帝使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视地形。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功不可就。武帝弗听，役徐、扬民及战士合20万人，作堰于钟离(今五河县)，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筑土，合脊于中流。十四年四月，浮山堰成而复溃。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东西冶(二冶在建康)铁器数千万斤沈之。不能合(龙)，乃伐树为井于，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十五年(516)夏四月，淮堰成，长9里，下广140丈，高20丈；树以杞柳。九月丁丑(十三日)，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300里。缘淮城戍村落，10余万口，皆漂入海。(综合《资治通鉴·梁纪》三一四)
这浮山堰是我国可能也是世界上建筑的第一座土石拦水坝，横截四渎之一的淮河，高20丈，长9里，基宽140丈，顶宽45丈，上可列军垒、植树。水库内淮水清彻，俯视被水淹没的“庐舍冢墓，孑然在下”。确实壮观，可惜修筑的目的，不是为百姓修水利，而是为了战争，想将敌占区的大城市寿阳城(今寿县)淹没，但堰只存在了五个月便垮了。损失惨重，修筑三年，两次溃坝的经费无法计算，仅奠基的铁器就有数千万斤。役用军民20万，夏日疫死无算，冬日冻死十分之八九，少算有16万，淹没漂流军民10多万，共20多万人的生命财产，都被这一战争工程吞没了，但敌人并没受到多大损失。
隋唐以后，水攻的战例也常常出现。大体上在全国政权巩固的时候较少，而在分裂战乱的时候增多，且损失惨重。特别人为的决口出现在黄河两岸的时候是如此。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将李铣于长清县边家口决大河，东至禹城县，禹城县沦溺迁治。(《太平寰字记·齐州·禹城县》)
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四月辛酉(十日)，河涨，将毁滑州城。朱全忠(朱温)命决为二河，为害滋甚。(《资治通鉴·唐纪七十六》)四月，河圮于滑州。朱全忠决其堤，因为二河，散浸千里。(《新唐书·五行志》)
梁贞明四年(918)，梁将谢彦章于杨刘决河水，弥漫数百里以限唐军。(《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
后唐同光元年(923)八月，后梁主命于滑州酸枣(今延律县西北)决河，东注曹、濮及郓州，以阻后唐兵，号护驾水。《新五代史·段凝传》、《资治通鉴·后唐纪一》)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七月，宋军五路大举攻西夏，十月进至灵州，围城十八日。西夏军决七级渠以灌宋军。时宋军粮道被夏军切断，冻饿死者甚众。环庆、泾原两路军13万余人，溃返者仅1万余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宁夏古代历史纪年》)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金人破濮州、相州。宋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乃决黄河入清河(南清河，即泗水)以阻寇，自是河流不复矣。(《续资治通鉴·宋纪)卷102)
金天兴三年，宋端平元年、蒙古太宗六年(1234)六月，蒙古兵决黄河寸金淀，灌开封等地宋兵，宋军多溺死，遂引师南还。(《续资治通鉴·宋纪)卷167)
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复攻开封，筑长围为持久计。开封食尽，巡抚高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李自成军，李军亦决马家口(在上流三十里)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末(十六日)，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朱恭枵)、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2万人。李军亦漂没万余，乃拔营西南去。(《明史·流贼》)
据有关史料，黄河此次决口灌开封，出东南门，流经鄢陵、鹿邑，自毫入涡，涡水陡高二丈，黄河故道则涸为平地。从次年(1643)四月十六日，开始堵朱家口、马家口未成，又决，以至明亡。至清顺治元年(1644)夏天，“黄河自复故道”(《清史稿·河渠志一》)，经过这次劫难，开封城尽为黄河泥沙淤覆。清初诗人查慎行(1650—1727)的《汴梁杂诗》有“旧日楼台埋井底，秋来风雨暗城隅”之句。他对此并作“自注”道：“大相国寺，踞地最高。壬午(1642)之祸，独不为沙土所埋。汴中楼阁存者，惟此而已。”这应该是在灌城事件几十年后，他所目击的开封残址的荒凉景象的写实。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徐州，并沿陇海路西犯。国民党制定利用黄河之水阻止日军前进的战略，于6月2日在中牟县赵口决堤；6月5日，开封陷落，国民党军于9日于郑州花园口扒开河堤，黄水直泄东南平原，至中牟境与赵口水合。大部分沿贾鲁河经尉氏、鄢陵、扶沟、西华、淮阳至安徽亳县，顺颍水至正阳关入淮。一部分由中牟顺涡河经通许、太康、亳县至怀远入淮；小部分自西华南至周口入颍水。黄水与淮水合流后在怀远以下横溢洪泽湖，再分别注入江、海。这次人为决堤造成的黄泛区从西北到东南长400公里，宽30—80公里，受灾地区跨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共44县市，破坏土地5400多平方公里，受灾人民1250余万，淹死及困饿死者共89万人。黄泛区泛滥达9年之久，1947年堵口。黄河回归故道后，中牟、通许、尉氏、扶沟、西华、商水六县人口总数只及灾前人口总数的38％。可见在水灾中，减少62％的人口，其中除少数逃到他乡外省之外，大多数因灾死亡。
战争与地灾的关系，除了水攻之外，还有地震山崩等，虽然地震和山崩在古代不能人为制造，但战争也可以因这些地灾而影响胜负。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金将洛索(又作罗索娄宿)围长安弥旬，(宋兵)外援不至。正月戊戌(十三日，2月22日)，长安地大震，敌因其势以入，城遂陷(于金国)。〔(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
西夏乾定四年，南宋宝庆三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三年(1227)一月，成吉思汗围攻中兴府(今银川市)。六月，(中兴府)地大震，宫室多坏，王城夜哭。国主(李)
出降。蒙古拔以归。时夏兵坚壁半载，城中食尽，兵民皆病，故率文武奉国籍出降，夏亡。〔(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2〕
辽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冬十月，金兵攻(辽)蔚州(今蔚县)。十一月乙丑(初十)，至奉圣州(今涿鹿)，辽遂以劲兵守居庸关。及金兵临关，崖石自崩。辽戍卒多压死，不战而溃。十二月，金兵陷燕京(今北京市)。(《辽史·本纪》)
除此之外，我国历代同北方民族之间的战争，还有一种防御措施，由边防军队执行，可能对长城以北的干旱地区的沙漠化起过一定的作用，这就是每年在边外“烧荒”，使民族军队的军马草料供给发生困难，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此作过一些考查。他写道：
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唐书》：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国时(即战国时)已有之。《战国策》公孙衍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
)，获君之国。
《英宗实录》载：
正统七年(1442)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言：“御边莫善于烧荒。盖边之所恃者马，马之所恃者草。近年烧荒，远者不过百里，近者五六十里。敌马来侵，半日可至。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敌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冬坐卧可安矣。翰林院编修徐珵(后改名有贞)亦请每年九月，尽敕坐营将官巡边，分为三路：一出宣府(今宣化)抵赤城独石，一出大同抵万全，一出山海抵辽东。各出三五百里，烧荒哨瞭。如遇边寇出没，即相机防御。此先朝烧荒旧制，诚守边之良法也。
这种守边战策，不知在鄂尔多斯及甘肃等地区实行过没有？如果一律照办，每年一次秋天的大面积烧荒，肯定会给长城以北地区，特别是靠近长城的边外地区的植被造成不可恢复的灾难，所谓“守边良法”，实际为后代留下了无穷的后患。长期大面积破坏植被，无疑对长城以外沙漠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从以上史料可见，从战国至近代，兵家都非常重视地阵的作用。但也同时是以无辜人民的惨重牺牲为代价的。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是历史的实事，这一现象，从规模到频率，堪称“不幸的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