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区位商法（或宏观法）
这个方法的实质是认为全国行业的部门结构是满足全国人口需要的结构，因此各个城市必须有类似的劳动力行业结构才能满足当地的需要。低于这一比重的部门，城市需从外地输入产品或取得服务。当城市某部门比重大于全国比重时，认为此部门除满足本市需要外还存在基本活动部分。大于全国比重的差额即该部门基本活动部分的比重，把各个部门和全国平均比重的正差额累加，就是城市总的基本部分。
马蒂拉（J. M. Mattila）和汤普森（W. R. Thompson）首先提出这种方法，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为城市中i部门职工人数； 为城市中总职工数；
为全国i部门职工数； 为全国总职工数。
为区位商。
大于1的部门是具有基本活动部分的部门。
为剩余职工指数。小于0，则此部门只为本地服务； 大于0，则为i部门从事基本活动的职工数。
B为城市中从事基本活动的总职工数。
区位商法大大简化了区分城市基本和非基本部分的复杂过程。
但是，区位商法的假设只有在国家没有外贸出口和全国各城市都有相同的生产率和消费结构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对于重要的出口部门，用全国比重去衡量城市满足本地需要的部分，显然标准就偏高了。城市之间在同一部门生产率的实际差别和消费习惯的不同也会影响计算的准确性。
4.正常城市法
瑞典地理学家阿历克山德森在评价区位商法时，举例道：美国汽车工业职工占全国的1.5％，但只有12％的城市能有这么高的比例，最高的底特律为20％，而70％的城市只有0.2％甚至更少。那么，1.5％的全国平均比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很难说清。为此，阿历克山德森在1956年研究美国城市经济结构时企图为各部门寻找一个“正常城市”作为衡量所有城市应有的非基本部分的标准。低于这一标准的部门，只为本地服务，在这标准以上的部分，是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
阿历克山德森收集了美国 864个10 000人以上城市的职工资料，按36个部门计算了每个城市的职工构成百分比。分别把每个部门的864个城市按职工比重从小到大排列起来，并据此画成各部门职工百分比的累积分布图。他经过大量的对比，最后确定选取各部门序列中第5个百分位（即第43位城市）城市的职工比重作为该部门满足本地需要的正常比重，并称之为K值。超出K值的部分为基本活动部分。
36个部门的K值加起来一共是37.7％（表6－1）。意味着美国城市当时为本市服务的“正常的”职工比重应该在 37. 7％左右，即 B/N约 1:0.6。
阿历克山德森在大量的城市中寻找一个所谓“正常城市”的思想颇有新意。然而，尽管他在研究中曾尝试使K值分别取第1个百分位（即第9个城市）和第5个百分位城市的职工比重（表6－1），经过大量对比，最后选用了第5个百分位，但这仍然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很大程度上是经验性的决定。在实际上，接近于作者想象中的具有37.7％非基本部分的所谓“标准结构”的城市，都是人口为1—5万的小城市。连他本人也为此提出疑问，这样选择出来的K值是否适合于内部交换比小城市大得多的较大城市。
莫里塞特（I.Morrisset） 1958年在阿历克山德森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工作，从原来 864个城市中删去了123个部门结构比较特殊的城市，余下的741个城市再分成美国东北部和西南部两个地区，又把每个地区中所包括的城市分成7个规模组，分别找出了36个部门每个规模组城市的K值（表6－2）。分析得到了两个重要结果：
（1） K值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是有差别的。经济发展较早，制造业高度专门化的美国东北部城市，除了制造业以外，其它部门的非基本部分的比重（K值）都比发展历史相对较晚、城市密度相对较小的南部和西部要低；
（2）各部门的K值以及K值的和，无论在美国东北部或南部和西部地区，都随着城市规模级别的上升而提高，进一步证实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的非基本部分一般也相应增加。这也就说明，阿历克山德森对864个从1万人到数百万人的庞大城市体系，统统使用第5个百分位的“正常城市”作为标准划分基本/非基本活动是不可取的。
表6－1 阿历克山德森36个部门的K值
表6-2 美国各部门职工比重、阿历克山德森的K值和莫里塞特的K值比较表
5.最小需要量法
1960年厄尔曼（E.L.Ullman）和达西（M.F.Dacey）提出了另一种划分基本/非基本部分的方法，叫最小需要量法。它和区位商法、正常城市法的不同在于：①他们认为城市经济的存在对各部门的需要有一个最小劳动力的比例，这个比例近似于城市本身的服务需求，一个城市超过这个最小需要比例的部分近似于城市的基本部分；②把城市分成规模组，分别找出每一规模组城市中各部门的最小职工比重，以这个比重值作为这一规模组所有城市对该部门的最小需要量。一城市某部门实际职工比重与最小需要量之间的差，即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把城市各部门的基本部分加起来，得到整个城市的基本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