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特征
1949年以后，我国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空间现象的城市化也开始了新的进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除了原有的一批老城市得到改造和发展之外，还兴起了一大批新城镇。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波动性较大
在探讨建国以来城市化的特征时，人们普遍注意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起伏波动的特点。和其它国家城市化进程相对照，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一特点更为显著。一般说来，我国当代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以下四个主要阶段：“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大跃进”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文革”时期（1966—1976）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时期（1977年以后）。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从总体上体现了建国后的不同历史阶段，但是，为了进一步探讨城市化波动的规律，特别是与经济增长波动之间的关系，对以上四个阶段有必要进一步细分。
自195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存在着比较显著的经济周期或波动。由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极为密切，城市化的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也势必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表5－6中，经济波动用社会总产值年递增率表示，城市化波动分别用城市总人口和城市非农业人口的年递增率表示。两个城市人口统计指标具有互补性，因为对城市总人口这一指标来说，1982年以后，由于城市建制标准的变化已失去统计意义，而城市非农业人口的统计是从1962年后才开始进行的。
表5－6显示，195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已有四次大的波动。下面我们根据经济波动，分析相应阶段的城市化特征：
表5-6 当代中国经济波动与城市化波动之间的关系
（1）“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
1949—1952年期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安定，原先受战争影响迁往农村的人口，陆续返回城中。 1952年，我国城市总人口为7 163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5％。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我国经济发展，也是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其中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达3.3％，为建国后的最高时期，并且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率更高，达4.5％（城市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8％），平均每年机械增加人口 250万人。至1957年城市总人口为9 949万，城市化水平为15.4％。
总的说来，“一五”时期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当时照搬前苏联的经济体制，过分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的不利影响。
（2）“大跃进”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8—1965）
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工业的发展依赖于“人海战术”，使农村人口爆发性地进入城市，估计总数达2 000—3 000万人，出现了“过量城市化”的现象。1960年全国城镇人口达1.31亿，城市化水平为19.7％，而人均占有的粮食从1958年的606斤锐减至1960年的433斤。在这种情况下，从1961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动员大批城镇过剩人口返回农村，使之造成“逆城市化”现象。
1961—1963年上半年间，动员回乡的城镇人口达2 600万。1963—1965年间，由于调整市镇建制标准等原因，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城市化水平上升，至1965年全国城镇人口仍保持在1.3亿的水平，但城市化水平下降至17.9％。
（3）“文革”时期（1966—1976）
“文革”时期，经济短期波动十分频繁，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由于推行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工厂内迁，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迫害被迁往农村，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估计总数亦达2 000万余人。 1971年后，“上山下乡”运动逐渐停止，随着“五小工业”的发展，城镇企事业单位也开始从农村人口中招收职工。因此，城市化进程开始缓慢恢复，但由于农村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城市化水平仍有所下降，1976年降至17.4％。
（4）建设“四个现代化”时期（1977年以后）
“文革”结束后，曾有短暂的“洋冒进”。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不得不从1979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的第二次调整。调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但城市化速度却较快，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落实各项政策，各类下放农村人员大规模返城，从而继1963—1965年后再次出现经济波动与城市化波动的不一致性。1982年以后，两者之间的波动才趋于一致。
以上分析表明，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波动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由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特有的波动性，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慢，水平低。以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计，1961年为16.1％，1980年下降至14％。即使考虑到1961年的城市化水平受“大跃进”影响有高估一面，但至少可以肯定，从60到70年代，我国城市化水平没有提高。
二、乡村城市化开始显现
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逐渐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1982—198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递增率达10.9％，其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按一般规律，城市化速度应该有所提高。然而，同期全国非农业人口年递增率仅3.5％，只是由于放宽了设市、镇的标准，才使城镇非农业人口年递增率达4.8％，但仍远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过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
过低城市化的出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控制“农转非”政策和控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政策，这实质上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对城市化进程制约的反映。其次，我国始终坚持“控制大城市规模”这一城市建设方针，也有效地控制了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大城市。第三，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比较低，但城市人口众多，存在一定数量的待业人口和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人口。通过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可以在少增加新就业人数的情况下，取得国民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
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同时使长期掩盖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也暴露了出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以吸收消化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制定了“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落户，务工经商和办服务业”的政策，从而开始了80年代乡村城市化的进程。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以就地为主，即所谓“离土不离乡”，他们不包括在城镇非农业人口的统计中，于是使统计上的城市化水平上升比较缓慢。这是产生“过低城市化”现象最重要的原因。
从我国现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空间转移的形式看，其中大部分确实不能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目前的空间转移有三种层次：①进入城镇，包括招工进城的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和进城从事建筑业、运输业的农民（这一类农民流动性较大）；②进入集镇，主要来自在集镇办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和从事其它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其中大多数人白天进集镇工作，晚上回自己的村庄居住，因此没有实现完全的空间位移；③就地转换，主要是在村及村以下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其绝大多数只有职业转换，没有空间转换。从1978—1988年，国家招工的农民有1110万，而在各类乡镇企业中工作的农民达9 000多万人。其中大多数属就地转化型，到城镇上去的仅占一小部分。因此，就总体而论，我国农村工业化的速度要大大超过乡村城市化的速度。
各地农村在发展乡镇企业时，根据当地的条件，创造出不同的发展模式。以企业所有制的支配形式划分，有以乡、村两级集体所有制为主的长江三角洲模式，有以个体所有制为主的温州、阜阳等模式，还有以集体所有制企业结合“三资”企业混合型的珠江三角洲模式。一般来说，乡镇办的企业规模较大，并多位于乡镇上，因此，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主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农村小城（集）镇发展较快，面貌有较大改善。以上海郊区为例，平均每一乡镇上集中的农村务工劳动力达3 000多人。即使如此，这些地区农村工业化的速度也高于乡村城市化速度。至于个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主的广大地区，不仅企业本身缺乏规模和集聚经济效益，而且由于缺乏工业的带动，小城（集）镇发展也比较缓慢。
乡村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特点，在考察各地区城市化水平时，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重视，以消除统计口径带来的区域城市化水平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