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的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由于政治安定和经济建设方针、包括工业建设布局方针基本正确，特别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号召力和卓有成就的组织，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括工业，获得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工业年平均递增17.8%）。
“一五”时期的工业投资，明显地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冶金工业居第一位，占18.6%，其次是机械（主要是军工）、煤炭、电力、化学、石油，加上森林与建材工业，重工业部门的总投资约占89%。轻工业中以纺织工业为主，其次是食品工业中的制糖工业。
2.60～70年代
1957年反右斗争中滋长起来的“左”的思想很快带到经济建设中，改变了经济的发展进程。1958年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进一步强调了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倡导各地区，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开始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导致经济建设发生了重大失误。即全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失去控制，较之“一五”时期增长了二倍。据不完全统计，“二五”期间全国施工的大中小型项目达21.6万之多，新铺的工业点数以万计。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大办“小土群”，工业遍地开花；实行“以钢为纲”的方针，钢铁生产指标一再提高。一方面，继续大规模新建、扩建“一五”期间开工的几个大型钢铁基地；另一方面，又集中大批财力、物力，先后开始建设酒泉和攀枝花两大钢铁基地。投资一再上升，财政赤字大量增加，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相当困难。这种情况迫使1961年开始大幅度压缩基建投资规模：1961年由1960年的388.7亿元降至127亿元，1962年又降到71.26亿元，数以万计的工程被迫下马。“大跃进”欲速则不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整个“二五”期间，全国工业的增长速度年平均只有1.63%。越是投资增加幅度大的省（区）市，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愈低，有少数重点投资省如四川省出现了负增长。
60年代初期，就在国内掀起“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并带来严重经济损失的时候，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全国突击进行“三线”建设。1963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初步讨论“三五”（1966～1970）计划时，曾想要解决好农轻重问题和吃穿用问题，但这个想法未能得到实施。“三五”时期全国投资总规模达到1200亿元左右。投资重点向既不是沿海、也不靠近北方的“大三线”地区转移，并从单纯国防观点出发，不讲究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在1970年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了建立地区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方针，提出“四五”期间要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特别是要将内地建设成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地区不管条件是否具备，经济效益如何，纷纷大搞重工业，搞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
在1969～1972年期间，“三线”建设达到高潮。由于政治的动乱、建设部署失当等原因，国民经济状况愈来愈糟，工业发展的年增长速度下降到5%～7%。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立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1973年1月，国家主管部门制定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计划。引进项目主要是以石油化工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和电站设备，其中包括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以乙烯裂解为主体的大型石油化工设备，一个烷基苯厂，43 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型电站，一米七轧机及部分附属设施，透平压缩机和燃汽轮机等。这些是我国70年代建设计划安排的重点，至1977年底，基本建成，这对于改善当时国民经济严重的失调局面，增强经济实力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