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水经注》载：“北魏（公元420～534年）在洛阳大造宫殿，林木系取自西河。北周时（557～589年）仍是“京洛林木，尽出西河”。唐代时，山西的主要伐木中心在岗州（今岗县）。宋代时，伐木区南延至石州（今离石、方山、中阳）、汾阳一带，现在这些地方已大部成为荒山秃岭。
山西东北部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北段曾是森林密布地区。如《宋会要稿》记述太行山中北段是“林木茂密”、“松林遍布”。《清凉山志》描述五台山在宋代时是“四面林峰拥翠峦，万壑松声心地响”。明代撰写的《胡、高二公禁伐传》载：“自古相传，五峰内外，七百余里，茂林森耸，飞鸟不渡，国初（指明初）尚然”。明朝在北京大造宫殿，木材多取自代州（五台、代县、繁峙、原平一带），毁林严重。《明经世文编》记载当时毁林的情景是：“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仅贩到北京的巨木，每年不下百十万株。恒山、五台山的森林就这样被一扫而光。
山西中南部较西北部温暖得多，林木更为繁茂。据宋《太平环宇记》载，太原西山多柏树，北宋时太原东西山仍是“古柏苍槐树木阳翳”，有“锦绣岭”之称。金代元好问《过晋阳故城书》说，晋祠西山是“水上西山如卧屏，郁郁苍苍三百里”。古代有关晋南、晋东南森林的记载很多，《山海经》就提到中条山、太行山多木多竹。《诗经》描述太行山南段“陡坡景山，松柏丸丸。”东魏建都邺城（河北临漳），大造宫殿，取大材于上党，黎城、平顺一带“山林丛密，取材甚易。”《梦溪笔谈》载：“渐至太行，松木太丰”，等等。
以上史料充分说明，黄土高原历史上确是森林广布的地区。令人遗憾的是“黄土高原草原论者”完全忽视了如此大量生动的历史文献记载。即使撇开历史资料不谈，黄土高原森林分布的现实也足以证明它属森林草原地带。现在，在黄土高原的最北部的人工林生长茂盛，便是佐证。例如城墙曾被流沙堆埋的右玉县已造成100多万亩人工林（华北落叶松、油松、小叶杨等），被誉为“塞上绿洲”。另像河曲、榆林、靖边受毛乌素沙漠前锋侵袭的县，都营造成几十万亩人工林，林木生长茂盛。究其原因，是当地有400多毫米的降水量，其生境条件就允许森林生长，它原本就是森林和森林草原环境，否则森林是难以存活成林的。黄土高原北部森林尚能生长良好，中南部就更不用说了。
二、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
从上可知，黄土高原在秦汉以前是森林和森林草原地带是确凿无疑的。但由于长期以来的人为破坏，使大面积的森林逐渐消失而成为今日的荒山秃岭。大规模破坏森林的方式包括战争破坏、营造宫殿、樵采、毁林开荒等。其中以毁林开荒对森林的破坏最为严重和彻底。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就是近两千年不断滥伐滥垦毁坏的。自秦汉以来黄土高原经历了三次滥伐滥垦高潮，第一次是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屯垦”（边防军有组织大垦荒）和“移民实边”开垦。这次大“屯垦”使晋北陕北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第二次是明王朝推行的大规模“屯垦”，使黄土高原北部的生态环境遭到空前浩劫。据考证，明初在黄土高原北部陕北（延安、绥德、榆林地区）和晋北大力推行“屯田”制，竟强行规定每位边防战士毁林开荒任务。《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代“屯田”有“天下兵卫邻近间旷之地，皆分亩为屯”的记载。由于军民争相锄山为田，使林草被覆的山地丘陵都被开为农田，使屯田“错列在万山之中，岗阜相连”。据《明经世文编》记载，自永宁（今离石）至延（安）绥（德）的途中，“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明代推行“屯田”制对环境破坏之严重。第三次大垦荒是清代，清代曾推行奖励垦荒制度，垦荒范畴自陕北、晋北而北移至内蒙古南部，黄土高原北部和鄂尔多斯高原数以百万亩计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使大面积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