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植物保护
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经常受到各种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造成栽培作物产量下降、品质降低、景观植被和森林受损。不良环境因素主要有非生物和生物的两大类，前者主要是不良气候和不适宜的土、肥、水等环境因素，后者则是指危害植物的有害生物。植物保护主要研究植物有害生物的特征特性、发生发展规律、暴发流行预测和防治策略及措施，是一门如何有效控制有害生物危害植物的科学。
植物有害生物种类很多，其中主要包括能导致植物产生病变的病原真菌、细菌和病毒；通过取食和传播植物病害危害的植食性昆虫和螨类；盗食植物的害鼠和害鸟；以及与人类目标植物进行资源竞争的杂草。有害生物的暴发流行可使农作物绝收或使森林植被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给人类生存造成直接威胁。如1845年马铃薯晚疫病在欧洲大流行，仅爱尔兰就饿死近百万人，数百万人背井离乡。中国古代的蝗虫，曾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蝗虫暴发年份，飞蝗过处，草木一空，饥民流离，尸骨遍地。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植物保护技术的进步，这种毁灭性的生物灾害已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病、虫、草、鼠对农业生产的严重威胁依然存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世界上农作物因病虫害造成的损失为：粮食作物约20％，棉花30％左右，果树40％左右。有害生物大发生时没能及时防治的田块常常绝收。事实上，现代农业不经植物保护措施可以取得有效收获的农作物已几乎没有。这充分说明了植物保护在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植物保护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应用科学，几乎在人类学会栽培作物的同时，就开始了植物保护。人类早期主要是利用农业措施减少有害生物的危害，如选择作物、间作轮作、深耕细耙、选择良种、种子处理、适时播种、清理田园、人工除害等，以后逐步发展到利用天然矿物和动植物资源防治病虫害。据文献记载早在1800年前中国就已经应用汞剂、砷剂和硫剂，以及植物巴豆来防治害虫，利用天敌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记载也有1600多年的历史。此外还开发了熏蒸和灯光诱杀害虫等物理防治措施。这一阶段防治措施虽然多样，但方法原始，效率极低，在植物保护发展史中被称为早期朴素的综合防治阶段。
随着20世纪40年代合成的内吸磷和DDT被用于害虫防治，一大批有机合成农药被相继开发出来，使农业生产中难以防治的病虫草鼠都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其神奇的效果、简便的使用方法和低廉的成本，使化学防治异军突起，取代了几乎所有的传统防治技术，并在人们思想上形成了“农药万能”的观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大量使用化学农药防治有害生物，并试图达到田中无害虫的防治标准，被称为近代集约化化学防治阶段。但很快人类就发现了有害生物的强大适应能力，以及化学防治的3R问题，即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促使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Resistance），杀伤天敌导致害虫再猖獗（Resurgence），以及影响生态和人类健康的农药残留（Residue）问题。
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逊女士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化学农药的弊病作了系统的总结报道。经过几年的讨论，人们认识到必须综合利用各种措施，取长补短，相互协调，才能达到长期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目的。由此，196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召开的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会上，提出了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新概念，即依据有害生物的种群动态与环境的关系，尽可能地运用适当的技术和方法，把有害生物种群控制在经济危害水平以下。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人类开始从生态学角度出发，着眼于农田生态系统，开发并利用多种相容性好的防治措施，建立有机的有害生物防治体系，从而揭开了现代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序幕。1975年中国把“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确定为本国的植保方针。
在综合治理思想的指导下，各国相继停用了一批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品种，而代之以高效低毒、低残留、高选择性的新农药品种，以提高化学农药在综合治理中的相容性。除化学防治的改进外，还相继开发了多种有效的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新技术，抗虫育种和植物检疫也都有很大发展。应该指出，虽然在综合治理思想的指导下，有害生物治理已得到很大改善，但这一思想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经过进一步完善，它定会指导植物保护工作取得新的突破和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