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枝节上的纷扰，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在如下3个方面是可以被肯定的：
其一，在各种学科当中，地理学是唯一既联系着自然、又联系着社会的独特学科，它具备着沟通自然条件与人文行为之间的桥梁作用；
其二，在地理学的体系中，总是显现出二元性的特征。不仅在研究内容上广泛地包括了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这两个不同的范畴，而且在对地理学本质的探讨中，任何纯自然的或纯人文的观点，都无法圆满地解决地表环境内所遇到的问题。由此引伸出地理学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特点，并进入巨系统的行列；
其三，地理学是空间分布研究与时间过程研究的统一体。毫无疑义，离开了区域的分布和空间的识别，地理学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早在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其著作《自然地理学》中，就明确指出“地理学是空间科学”这一特点。如果离开了地理事件随时间演化的过程分析，就只能把地理学变成一门静态的、表象的、甚至是僵死的学科。只有同时考虑在四维状况下的表现与变化，才可能真正地把地理学纳入到现代的和理论的轨道。
本书遵循以上所列的各点，并力求把其精髓贯穿到每一部分之中，使得它们在理论地理分析中，尽可能地得以体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地理学的认识正发生着急剧的深化。甚至于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们，也都逐渐地意识到地理学在研究地球表层方面的独特地位及其不可替代性。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它承担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地理学不应在社会挑选它的时候，产生犹疑和彷徨；也不应在社会需要它的时候，表现出苍白无力或盲目乐观。地理学的力量首先在于它能否清醒地认识自身。因此，本书的首要职责，恐怕不在于痛自反省以往的缺憾，而在于充实提高以面对现实和未来；不在于罗列和分析已经走过的道路（丝毫也不意味它是不重要的），而在于尽快弥补与社会要求之间的背离，勇敢地步入科学的殿堂，并占据它应当占据的席位。
有人说：地理学无规律可言，它的所谓规律，无一例外地都是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历史学、社会学中各种规律的移植和借鉴。美国地理学家冯·克利福在其一篇理论性文章中就是这样说的。他的“地理学家们有必要抱歉吗？”一文，不仅涉及到上述观点，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地理学能否象其他学科那样，也应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原理和法则。其中心思想无非想表达：地理学的作用，只有在描述无限数量的各类个别事例中，才能完美地体现出来，而无法协调对于统一基础上普适定理的认识。照此观点，地理学将会永远地被排除在精密科学行列之外，而等待它的也必然是行将就木的结局。至少，笔者不敢苟同这种看法，《理论地理学》全书也在总体上处于以冯氏观点为代表的对立面的地位。
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确是不可替代的学科，如果不具备或不存在自己的理论基础，无疑于失去了挺立的脊梁，只会变成一种累赘和附庸。而长期以来，这样的学科居然没有遭到社会的扬弃，这就不能不启迪人们去进行更加深入和更为严肃的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在支撑着这座大厦。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总是处于运动和变换的状态，这就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正是这种统一性，使得抽象的结论能普遍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的自然现象之中，其最完美的表达形式，即为现已风靡整个世界的数学模型。无数有说服力的事实雄辩地宣告：地理学象其他学科一样，也能在这种统一性中，找到体现理论基础和抽象结论的模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然界的统一性，显示在关于各种现象领域的微分方程的‘惊人类似’之中”。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统一性不但在地理学领域中显示出它的存在，并成为建立地理模型或模式化趋向的哲学依据。由此，我们在本书中毫不怀疑地认为：地理学存在于统一性基础的涵盖之内，它具有可以与其他学科相伯仲的原理，也有自己特定的概念及方法与这种原理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