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史是从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国内政治动荡，军阀混战，水旱灾害连年不断，接着是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救亡不暇，民生凋敝，以致科学发展缓慢，在地灾科学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
我国虽然有几千年积累的地灾史料，但直到近代尚没有走上科学研究的轨道。地质科学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已经传入我国，但直到本世纪20年代以前，尚没有地质学家从事地灾科学的研究，也没有任何现代地灾科学的设备和机构的建立。1920年，宁夏海原大地震，极大地冲击了当时落后的中国和地质学者。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地震灾害科学考察团前往地震灾区调查。这个考察团是由当时的内务、教育、农商三个部组织的，成员中有地质学家翁文灏、谢家荣、王烈等人。海原地震的震级被定为8.5级，死亡24万余人，地面变形异常剧烈。地震发生于1920年12月16日，次年4月15日，考察团便离京，在灾区历时4个月。调查工作完全在强烈余震中进行(余震至1921年12月尚未停止)，调查材料由翁文灏和谢家荣于1921年分别写成《调查甘肃地震大略报告》和《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调查报告》。嗣后，翁文灏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地震的论文和科普文章，如甘肃地震考》(1921)，《中国近五十年重要地震记》(1921)，《地震浅说》(1921—1922)，《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的地震》(1922)，《中国震中地域及其地质》(1922)，《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1922)，《中国地震区分布简说》(1923)，《云南洱海附近地震述要》(1925)；谢家荣则将调查报告充实改写为《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及其他各省地震情形》，公开发表。在20世纪初期发表的这一组有关地震的报告、论文和小册子，是我国自有地震灾害记载以来第一次由地质科学家深入灾区调查研究后根据亲身感受和考察资料综合整理而成，与此前历代学者文人所记录的地震灾害史料相比，在其深浅程度和科学水平上有天渊之别。它不但报道了灾区的灾害惨重情况，并且从地质科学的理论出发，实地考察研究了灾区的地质、地层、山崩、地裂、河谷堰塞、窑洞坍塌、河流、井泉变化、断层走向、地貌改观等等问题，而且从地震的成因、灾害惨重的原因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翁文灏并进而研究了甘肃和全国的历史地震规律、构造与地震的关系等较深层次的问题。如他在《甘肃地震考》(1921)中，在我国首次提出了“震中往复迁移”的观点，并试图据此探索迁移的规律问题。又比如，他认为海原地震之原因，不得不求之于地质构造。他写道：
震中带之二侧，地质显有不同。东侧全属中生界地层，而西侧则以太古、元古界为多也。此时代甚远，性质迥异之地层之接触，当即为是地质构造之弱点。即震波之传导亦颇受地质构造之影响：东面有南北走向六盘山为阻，山以东地震灾(害)渐减；南面有东西走向之秦岭山为阻，伏羌(今甘谷)以南即不成灾。西、北二面虽无显著山脉，但海原县南有一东西走向之马挽山脉。据教育部委员言，山南山崩甚多，山北不复多见。亦隐若为之界也。
他认为：
此次甘肃地震死人乃近二十万以上，□地震之烈，诚有过于世界他处乎？抑别有原因致震害之特重乎？详加推求，得知，并不必地震之特烈，实多由土窑、土屋易于倾覆有以致之。盖震地一带黄土特厚，……山崖崩塌亦因之愈甚。黄土之山有高至三四百公尺者，一二百公尺之山更所在有之。凡受震崩走之山皆属此类。若在石山，虽间有剥落，绝无全山崩走者。海(原)、固(原)、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各县山崩最多。崩倒之山大抵先于山坡发生弧形断层，断层之面因黄土有垂直劈开之性，常近垂直，断层之外侧有向外倾倒之势。其倾倒之猛烈者，时或移走数里至十里之远，所过道路及川流遂为壅塞，有时谷之两旁山坡同时断移，互相冲突，则于谷之中部陡起土堆，高如山阜，所谓平地拥起山阜，即此类是也。此种现象，全由吾国黄土特富乃能得见，世界他地恐无其例。于地质现象至为新颖，调查时经测详图以备研究。
这一观点似为明代秦可大《地震论》中关于“土厚水深”为震害独深之原因作了科学的注解。
关于此次地震死亡数字之大，谢家荣在其《甘肃地震报告》中推其原因说：
细考甘肃地形上与风俗上之关系，觉此次死亡之多，似有数种原因：(一)甘肃东部地形为一深受侵蚀之黄土高原，上质疏松，遇震即易于崩塌，建屋于其上或其附近之村庄，往往全村覆没，无一幸免；(二)东部既多黄土之山，居民为省便计，筑窑而穴居，地震后窑多塌倒，窑内之居人，鲜有逃出者；(三)居民房屋太不稳固，类多黄土之围墙，覆以木椽。其用坚实之支柱者甚少，故遇震疏塌。其建筑较固者，往往巍然独存，即其明证。县城之内房屋常较乡间为优，故人口之死亡亦较少；(四)地震发生之时为七八时之交，城内居民多未睡，乡间农民则日入即息，故难逃避；(五)地震之时还值冬季，气候寒冽，灾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甘省各地虽派有急赈，而交通艰难，常须数日始达，实属缓不济急。以上各原因似可解说此次死亡之特多。倘同一烈度之地震发生于吾国下江一带，交通较便、房屋较固之地，则死人之数，决不如是之多，盖可断言也。
在当时，翁文灏在文章中即已指出：在当今科学尚不能预报地震时，应注意中国地震区的研究。他认为：“地震现象在地理上的分布较有规律可循。应该一凭历史经验，二凭地质构造来进行分析。”
翁文灏在进行此次地震灾区调查之后，深为地震为害之烈而震惊，作为地质调查所所长，急欲推进我国地震研究工作。由于调查成果的发表，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此时，地质调查所得到林行规的捐款，1930年在北京西郊区建立了鹫峰地震研究室，里面装配了我国能记录全世界大地震的第一批仪器，开始有了地球物理研究手段。地震台站由李善邦(1902—1980)主持，观测结果有专门出版物与世界各大地震台站交换。这是我国第一个地震台。我国第二个地震台为南京北极阁地震台，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建成。中国自行用仪器观测记录的地震始于此时。两台均因日寇侵略而停止工作。1946年，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随即将北极阁、鹫峰两地震台的残存仪器集中于南京，经修理后建立临时观测室，1948年恢复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有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震专业(1956)和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1953)的建立，李四光(1889—1971)任主任委员。1969年，成立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李四光任组长。1971年，经国务院决定，将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扩建为国家地震局。国家地震局下属有省(区)地震局、研究所和某些台站网等，才使地震灾害这一地灾之首的观测、研究预报工作走向正规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