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基鱼塘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即桑地依赖于鱼塘肥泥，养蚕依赖桑叶，而鱼塘则依赖于蚕屎、蚕沙这样互相依存的形式。珠江三角洲蚕区布满着“桑基鱼塘”，这种生产形式一直延续至今。1992年，桑基鱼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一、 珠江三角洲蚕桑业的兴起和发展
广东蚕桑生产有悠久的历史，产丝量历史上曾名列前茅。珠江三角洲既是广东省的粮仓，又是盛产蚕桑、塘鱼、甘蔗的重要基地。它是由东、西、北三江汇合冲积而成的肥沃大平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自然条件是亚热带气候环境，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终年无雪，四季常春，适宜于各种农作物生长。桑蚕的饲养一年达八至九造。区内河网密布，特别是基水地区，四面河涌纵横，桑基鱼塘交错其间，交通方便，对发展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具备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种桑养蚕的重要地区，蚕桑业是珠江三角洲的重要经济作物。南海、顺德、中山、三水等地的桑地面积约占全省桑地面积百分之七十五，产茧量占全省百分之九十左右，成为我国著名的生丝产地，和太湖平原、四川盆地并列为我国三大蚕桑区。蚕业起源于我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而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蚕桑业生产的发展，与中原和长江流域比较，是稍迟而且缓慢的。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在广东省南部的珠崖（今海南岛），西部的德庆，北部的连州，以及中部的广州附近等一带地区，女子已有进行“桑蚕织绩”和“采桑饲蚕”的种桑、育蚕、丝织的生产活动了。汉朝建安中，交州剌史步隲到南海（今广州附近一带地区）观察地势时，见到广州附近一带“高则桑土，下则沃衍”，反映了当时广州附近已利用高地种植桑树。
唐代，广州已成为我国通往外地的港口，各地的商人和外国人都相继来广州贸易，贩运绢丝，农业生产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已是“田稻再熟，桑蚕五收”。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日渐南移。北宋末年，大批士民渡岭南来，散居于珠江三角洲，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围垦土地。北宋徽宗期间，珠江三角洲地区修筑了“桑园围”。珠江三角洲的蚕桑生产已伸展到南海县的九江、沙头和顺德县的龙江、龙山一带。
明初，珠江三角洲蚕桑除相继在西、北江沿岸的南海、顺德、中山、新会、番禺等一带地区发展外，还向东江沿岸的东莞、增城，北江沿岸的清远等县扩展。顺德县的平步村已是“四月蚕成麦亦收”，“夏末粜谷春卖丝”。南海县的西樵居民，一年衣食的支出都靠种茶和蚕桑解决[5]。广州府南海等八县，有夏税畦桑共四万七百五十一株，东莞、增城、香山等县已有小黄桑种植。珠江三角洲蚕桑生产，主要蚕桑产地如南海的九江，顺德的龙山、龙江，尚未围垦利用之前，只能分布于高地，进行小面积的种植。
明中至清初，珠江三角洲蚕业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土地的利用也有所改进。基地和水塘布局的生产形式相继出现。随着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广东丝织品更远销海外，蚕业的商品性日益增大。广州府各县已是“男勤稼穑，女务蚕桑”的盛况。顺德县的龙江这时也出产了著名的丝织品——“玉阶”和“柳叶”，并成为广东的贡品。1530年，佛山的丝织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的生产，整个丝织行业划分为十八行，进行分工分业的生产。
由于对丝织品的需要增加，珠江三角洲的南海、三水、东莞等县的桑地面积更为扩大，广东蚕造由唐代桑蚕一年五收发展为“广蚕岁七熟，闽则八熟”。同时，广东丝织品如线纱、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已远销国内外，享有声誉。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是反映当时广东丝织品的品种、质量和对外贸易的概况写照。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刺激，生丝大量出口。桑塘地区不断扩大，桑地面积也随而增加，加速了珠江三角洲蚕桑生产的发展。南海、顺德等县部分地区，已经是有桑塘无稻田的地区了。种桑和养鱼相结合的专业化生产，已占农业生产的首位或第二位。甚至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居民以“农桑养蚕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