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极化最一般的意义可能是一个社会实体内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大中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就职于合资或独资公司的高收入职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中国大中城市，随着两个新的社会组的出现，正在经历着一个类似的过程：“贫穷”的一端由流动人口组成，他们是一个无专长和低收入的社会集团；“富裕”的一端由外资或合资公司的老板和职员组成，他们是有专长和高收入的社会集团。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抽样调查队的一项调查结果，1995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已呈两极分化状态，可划分为贫困、温饱、小康、富裕和富有五个阶层。一般说来，中国大中城市社会极化的出现和增长与两个要素相关：①涉及流动人口的是成功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②涉及有专长、高收入社会集团的是城市功能转变和国际资本和技术引进。当然，这两组也显示了一些相关性，即它们的出现与西方世界的新国际劳动分工（NIDL）相一致。因为新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促进熟练的、高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刺激非正式的、低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的增加。
中国大中城市的社会极化动力机制可概括为：①农村流动人口。由于市场机制的引进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迁移流以农民为主体。尽管城市户口制度还没有被取消，这些农民却已经突破了种种限制，通过注册临时户口进入城市并且长时期地呆了下来。1982年的粮食市场开放使这些农民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粮食得以糊口；私房制度重新确定（尽管土地还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城市公共住房商品化和住宅市场的出现，也使得这些农民能够通过租或买房找到栖身之处。②城市功能结构的转变。城市功能结构从传统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经济转变，是城市社会极化的动力源泉。由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将职业划分为有技术高工资类职业和无技术低工资类职业，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大中城市功能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的转变，将导致城市社会极化是不可避免的。③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在北京，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在城市地区的不平衡分布，一些老的制造业区出现经济衰退，一些新的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区表现为经济繁荣。具体地说，朝阳和海淀近郊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两个主要区，其经济状况出现持续的繁荣；而崇文和宣武内城区则是两个衰退的区。正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管理层的有技术高工资工作岗位和制造业的低工资工作岗位的同时增长，东城、西城、朝阳和海淀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经济繁荣的扇形区；崇文、宣武和丰台等老居住区和制造业区则形成一个老的衰退的扇形区。
2.新城市贫困现象及其原因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社会极化的过程可用两个主要原因来解释。首先，由于城市移民数和高工资职员收入的快速增长导致家庭收入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其结果是城市空间分异的出现。其次，住宅市场的变化也导致了社会极化现象。由于这些原因，当我们从事社会极化研究时，首先应该讨论社会极化的“贫穷”一极。
（1）新城市贫困现象。在中国，由于1978年以来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到90年代，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衣、食、住、行的贫困。近年来有些农民开始流入城市，他们类似于第三世界大城市的城市移民或者像60年代西方国家的客座工人，工作在一些非正规的劳动部门，或者作为正规劳动部门的临时劳动力，或者成为快速增长的制造业的合同制工人等。由于大城市地区流动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这类人口失业率的上升，乃至影响国有企业职工的不稳定、临时、无保障工作岗位的增加，结果导致低收入工作岗位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加，一些人重新沦为新的“穷人”。总之，由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前几乎所有城市家庭收入基本相等的状态正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