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有一部记述全国水道的专注，这就是《水经》。关于《水经》的作者，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是汉代的桑钦。如《唐六典》记载：“桑钦《水经》引天下之百三十七，江河在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水经》为“右汉桑钦撰；钦，成帝时人”。
但清代不少学者，如全祖望、戴震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部书不是西汉桑钦所作，是三国时人写的。
《水经》这部书记述全国水道共１３７条，每水各成一篇，简明地叙述了河道的源流及经过的郡县都会的名称，确立了因水证地的方法。
晋代以后为《水经》作注的主要有两家，一是晋朝郭璞，一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前者已经失传，只有郦道元的《水经注》一直流传下来，《水经》因《水经注》才得流传后世，并附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共６０条。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约生于公元４６６年，卒于公元５２７年。在他年少的时候，就曾跟着任青州刺史的父亲前往山东，游历了不少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河山的壮美。少年时代的郦道元，对大自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郦道元在北魏的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和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做官，又曾出任冀州镇东府长史（今河北冀县），鲁阳郡太守（今河南鲁山县），东荆州刺史（今河南唐河县）等地方官吏，到过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西、陕西、内蒙等地。
郦道元所到之处，都十分注意实际调查，访渎搜渠，为他撰写《水经注》提供了重要条件。
他自己就曾经在《水经注》自序中讲到，他读过不少先贤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禹本纪》、《华阳国志》、《钱塘记》等。但这些书的内容往往都不能令他满意。
他批评《山海经》“周而不备”，内容过于芜杂；《禹贡》、《周礼・职方》“俱略”，都只是轮廊；《汉书・地理志》“简而不周”，虽有记述不详备；有些描写名都的辞赋，“裁不宣意”，受体裁的限制，不能畅记所述。
《水经》脉络尚不够清晰，也缺乏系统性，因此，郦道元觉得很不满足。
郦道元决定为《水经》作注，以《水经》为纲，写出一部综合性的地理巨著。于是，他在跋山涉水、寻访故迹、追溯源流的基础上，采用作注的形式，花了七年的时间（公元５１２～５１８年），对《水经》作了详尽的补充和发掘，撰成《水经注》。
《水经注》记全国水道１２５２条，比《水经》增加近１０倍。全书４０卷，今存者约３０万字，比《水经》增加近２０倍。
书中不仅记述了河道的发源和流向，而且记载了河道流经地区的山岳、丘陵、陂泽，重要的关塞亭障、古城遗址、土地物产、农田水利设施及河道变迁等。
郦道元的“注”，实际上是一部体裁新颖的地理专著。
它既不像《禹贡》以地理区域为纲，又区别于以行政区划为纲的《汉书・地理志》。
《水经注》以河流、水道为纲，综述流域内水文、地貌、地质、土壤、植被、动物分布，以及物产、交通、城镇建制沿革等地理情况，内容丰富生动，文字绚丽多彩，不仅是我国古代地理研究中出类拔萃的杰作，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价值。
郦道元《水经注》是很注重实地考察的，如古书中对汝河源的记载不同，郦道元在任鲁阳郡太守时，就曾“令寻其源流”，亲自带人跋山越谷，进行实地考察，终于在“岩障深高，山岫邃密，石径崎岖，人迹裁交”的大盂山蒙柏谷找到了汝河的源头。
又比如古书中对泗水源的记载有明显的分歧，郦道元有一次因事到山东，“沿历徐沇（济），路经洙泗”，曾“寻其源流”，结果证明《水经》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都是错误的，实际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泗水出“卞县故城（今山东泗水县东５０里）东南桃墟西北”。
郦道元写《水经注》还非常注意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他在书中引用的前人典籍多至４３７种，北魏以前的有关地志，搜罗殆尽。还收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
《水经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凡郡县、乡关、聚邑，皆以水道确定其方位。这可以说是既明白易懂又准确无误。
如《水经注》易水篇对燕下都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的记载：“易水又东径武阳城南。盖自宽中历武夫关东出，是兼武水之称。故燕下之都，擅武阳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渎。武阳大城东南小城，即故安县之故城也，汉文帝封丞相申屠嘉为侯国，城东西二里，南北一里半。”《水经注》这段记载燕下都的情况，与今天燕下都遗址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水经注》中记载河道经流，插叙历史旧迹，多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