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候”这个名词也许大家有点陌生，但是物候及其应用的事例是每个人都接触过的。下面两个例子就可证实这一点。
竺可桢的一篇论文
竺可桢同志是我国近代地理科学和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他写的一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证了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论文指出，在最初两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出2℃左右，1 月份的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从公元前一千年的周代初期以后，则有一系列冷暖波动，其最低温度时期分别在公元前1000 年（周初）；公元400 年（东晋）；公元1200 年（南宋）和公元1700 年（清），温度摆动范围为1—2℃。在每一个400—800 年的期间里，又可分出50—100 年为周期的较小波动，温度变化范围为0.5—1℃。这种变化与挪威的雪线高度变化，以及丹麦丹斯加尔德教授用O18（同位素）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变化，是基本一致的，这证明了竺可桢所作结论的正确性。
竺可桢这篇在气候变迁领域里富于创造性的科研成果于1973 年发表时，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论文还引起周总理的重视。有一次他陪同周总理接见外宾时，总理告诉他：“《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我看到了”。由于当时世界上对会不会出现小冰期的讨论很热烈，总理还建议他对气候变迁问题作些通俗解释。那么，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竺可桢用的主要是物候学方法。他在那篇论文里干脆把公元前1100 至公元1400 年，长约2500 年的时期称为物候时期。所谓物候学方法，就是根据古物候资料和现代
记录分析对比的推算方法。现举几例说明：
（1）根据古时候候鸟来去的早迟，确定当时季节的早晚。据史书《左转》记载，郯国（现在山东郯城地区）国君到鲁国时曾对鲁昭公说过，他的祖先少皞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①。由此可知，三、四千年前，家燕是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根据近代的物候观测，家燕在春分时节只到上海，十至十二天之后才到山东泰安。郯城居于上海与泰安之间。把这两地同一时期的温度对比分析，可以推测到三、四千年前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1—2℃，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又如，元朝蒙古族诗人迺贤（1309—1352 年）诗集中有首关于家燕的诗，说北京的家燕“三月尽（阳历4 月末）方至，甫立秋（阳历8 月6、7 日）即去”。与现在记录比较，家燕在北京的停留时间较短，来去各短一周，这表明十四世纪时比现在冷。
（2）以植物展叶、开花的早晚确定某历史时期的冷暖。北魏的著名农书《齐民要术》中，有许多关于当时华北的物候记载，如阴历三月（阳历4 月中旬）杏花盛开，阴历四月上旬（约阳历5 月上旬）枣树开始展叶，桑花凋谢。把这些与现在黄河下游的物候资料比较一下，可知道公元六世纪的杏花盛开和枣树展叶比现在迟了2—4 周，与现今北京的物候期大致相似，说明当时较冷。
（3）根据河湖结冰解冻的早晚、厚薄和初雪、初霜的日期推测历史上气候的寒暖。竺可桢考证，南北朝（公元420—589 年）期间，南朝曾在南京覆舟山建立冰房，以供宫廷保鲜食物之用。如果南京冬季温度象今天一样，南京的河湖结冰时间就不会长，冰块不够厚，不能储藏。据分析，在1906—1961年期间，南京一月份平均温度为2.3℃，只有三年降到0℃以下。由此可推测南京当时的冬天比现在大约冷2℃，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初终霜日期也是说明气候变迁的好指标：二十四节气是战国时代，根据当时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状况而定下来的，那时把霜降定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雨水节定在二月二十一日，而现在开封、洛阳秋天初霜在十一月三至五日，终霜期在三月廿
二日左右。这样看来，现在的生长季要比战国时代长三、四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