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同志克服困难，坚持物候观测的可贵精神，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一生留下了34年的物候观测记录，是全国个人观测年代最长的。其观测较长的固定地点有南京、北京两地。南京为1921—1931年（1926—1927年缺）；北京的为1950—1973年，直至他逝世前还一直坚持观测。他在物候观测中有不少感人事迹。
解放后，他虽然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多个职务，工作很忙，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物候观测。他的观测对象是北海公园的融冰和七种植物的展叶开花。那时，他住在北海东北角的地安门东皇城根，到位于公园西南角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上班。从1950年开始，每天早晨上班，他从北海公园的北门进，步行穿过公园，由南门出；下班则由北海公园的南门进，步行从北门出。长年累月，很少间断，其目的主要是观测物候。
竺可桢的治学精神也是十分严谨的。有次他回家，一眼看到院子里的杏花开了，他走近一数，已有四朵。要是一般人也就记下算了，而他则认为必须要查明第一朵花的开放时间。这时正好有一位邻居妇女领着孩子走过来，竺可桢和蔼地问孩子道：“你知道杏花是哪天开放的吗？”“哪天？今天开的”。孩子答。“我是问，第一朵是哪天开的？”竺可桢补充了一句。小孩虽未回答出来，但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主动帮他关心起花来，第二年杏树刚开出第一朵花的时候，她就高兴地嚷着去报告了。
又有一次，他儿子从研究所回来，告诉竺可桢说，他们大楼前的杏树开花了。竺可桢立即追问“哪天开的？”“就是最近两天吧”。他儿子回答。竺可桢批评说：“我们不能使用‘大概’、‘估计’这类字眼，也不能用估计和推断代替观察。”还有一次竺可桢要出差，就叮嘱女儿帮助观测：“这是科学研究的资料，是不能马虎的，你一定要协助我完成这个任务”。晚年，他耳朵不灵了，还请爱人帮助注意一下布谷鸟的初鸣声。
竺可桢出差的机会很多，出差前他总是把物候观测工作认真地交待给别人。出差不仅没影响他观测的连续性，反而为他考察地区间的物候差异提供了方便。他曾于1964年3月至5月去长春、大连、无锡、上海、杭州、广州、从化等地视察，沿途对山桃、连翘、榆叶梅、玉兰、紫丁香、紫荆、苦楝等的开花盛期作了记载，为他比较物候的纬度差异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据他分析：苦楝开花盛期，无锡比从化晚32天，两地纬度差8度，每一纬度差4天；但以纬度稍高的北京、上海、杭州三地的玉兰、紫丁香、紫荆的开花盛期相比，则每一纬度相差3.1天至3.6天；若以纬度较高的北京与长春相比，山桃每一纬度只相差2.3天。从而他提出一种看法：在我国由南向北，春季每一纬度的物候期推迟日数是逐渐减少的。
又如1961年他去川西北的阿坝州考察，对沿途的物候高下差异作了观察和记载：“6月3日早晨从阿坝县出发，路过海拔3600米处，水沟尚结冰。行244公里至米亚罗海拔2700米处，已入森林带，此处可种小麦，麦高尚未及腰。更前行100公里，在海拔1530米处，则小麦已将黄熟。更下行至汶川海拔1360米处，则正忙于打麦子。晚间到灌县海拔780米处，则小麦早已收割完毕。”他在汽车的一日行程之内，看到了几个季节的农事，以此提出，物候的高下差异与霍普金司定律中确定的递减天数并不符合，在地形复杂地区，唯有实测。
还有一年，他随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到那里的第二天他听到了大杜鹃的叫声，便马上记在日记本上。这种走到哪里就观测到哪里的作法大大丰富了他对一些物候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