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前印度的粮食生产形势 印度有着堪称得天独厚的农业自然条件,但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和英国殖民者的残酷掠夺,农业生产在殖民地时期长期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仅从1894年到印度独立前夕的1946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农业产量就下降了20%,而人均粮食产量更锐减了32%。在这种状况下,印度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下,1900年~1947年间,仅按英国殖民当局公布的数字,饿死人数累计即达2 600余万。
印度独立后,在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不仅农业生产力业已千疮百孔,而且由于印巴分治的结果,使“新”印度的人口占到原英属印度的80%,小麦和稻谷种植面积却分别仅占65%和68%。这一形势使得印度政府充分意识到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采取了实施土地改革、增加农业投资等一系列措施,这些再加上气候比较正常,致使粮食生产在1951年~1956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期内全国人口增长8.5%,粮食产量却增长了31.7%。
粮食问题的缓和,使印度政府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了工业,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土地改革进展迟缓,广大贫苦农民的处境纵然有所改善,也是十分有限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触动。由于这些因素,在1956~1961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增产22.6%,人口增长16.4%,人均占有量的改善比前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为缓慢。而在1961~1966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情况更为严重,期内人口增长11。6%,粮食产量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12.2%,人均占有量又退回到独立初期的水平上。粮食的匮乏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为解燃眉之急,印度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110亿卢比大量进口粮食,这相当于同期内对农业总投资的将近2/3。
“绿色革命”的成就 为了摆脱在粮食问题上日益被动的局面,印度在一些外国和国际组织的援助下,从1966年起开始采取了发展农业的新战略,这就是名噪一时的“绿色革命”。
所谓“绿色革命”指的是以推广高产良种为核心的农业技术改良。所涉及的范围基本上是几种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尤其是小麦和稻谷。经过若干年的实践,虽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总的看来,“绿色革命”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产良种得到大范围的推广,粮食单产有了较大的提高。印度于1963年从墨西哥引进小麦高产良种,1965年从菲律宾引进稻谷高产良种,自1966年秋季开始在全国推广,此后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至80年代初,小麦的良种推广率已超过70%,稻谷也超过40%,再结合其他措施,粮食单产有了明显提高,成为总产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表5-20 印度主要粮食作物的增长(五年平均数)
(2)灌溉面积显著扩大。1950年全国总灌溉面积为2085万公顷,到1989年增至4304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也由15.8%上升到25.5%在新增的灌溉面积中,“绿色革命”开展前的16年占25%,而此后的23年却占了75%。灌溉面积的扩大对农作物的稳产高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3)化肥施用量大幅度提高。“绿色革命”后,印度从国外引进设备,兴建了一批大中型化肥厂,化肥总产量(按有效成份计)由1966年的35万吨激增至1990年的860万吨,24年内增幅达23.5倍。此外,每年还要进口一部分。为了鼓励农民使用化肥,政府对价格实行了补贴。于是全国化肥施用量大幅度上升,1950年每公顷耕地平均仅施用0.25千克,1990 年则达到68.7千克,其中主要是近20年增长的。
(4)农业机械化取得了一定进展。平均每1万公顷耕地分摊的农用拖拉机在1951年仅0.7台,1966年仅增至3.4台,而到1989年已达到55.0台。其他农业机械和农用电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上述各项成果最终归结于粮食生产发展速度有所加快。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农产品的商品率也得到提高。下面以代表独立初期水平的1948~1952年,代表“绿色革命”前夕的1962~1966年和代表现状的1986年~1990年这三个五年的平均产量的递增速度作一个对比(表5-
表5-21 印度小麦、稻谷产量的年平均递增率(%)
以上可见,“绿色革命”以后,粮食生产发展速度的确加快了。应该看到,在50年代农业生产原有基数低,又带有恢复性质,增产相对较易。而70~80年代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较高,再加上农业中常见的“肥力递减”或“报酬递减”的现象,能取得更高速度的发展确属不易。还值得注意的是,“绿色革命”前产量的增长主要靠种植面积的扩大,单产提高幅度不大,而此后则转为以提高单产为主要增产途径。通过“绿色革命”,印度小麦、稻谷的合计人均产量由1962~1966年间的每年130千克增加到1986~1990年间的183千克,而政府收购的商品粮则有更大的增长。
在60年代中期,即开展“绿色革命”的前夕,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有几年谷物进口量超过1 000万吨,占到国内谷物产量1/7~1/8。自开展“绿色革命”以来,粮食进口量已大幅度减少,1987~1989年间,扣除出口,印度谷物的年均净进口量仅87.6万吨,只相当于60年代中期年进口量的十几分之一,占期内本国谷物产量的比重则锐降至1%以下。
当然,上述所有这些进展只是初步的。印度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还不高,再加上季风气候的特殊性,因此产量屡屡大起大落,三年两丰一欠几乎已成规律,一遇灾年,粮食供应就将捉襟见时,陷于被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印度人的平均饮食水平也是低标准的,1987~1989年每人每天平均摄入的热量为2 196卡路里(1961~1965年为2 051卡路里,1979~1981年为2 106卡路里),比世界平均数低19%,比我国低17%,要补上这段差距,印度粮食生产必须再连续跨上几个台阶。
“绿色革命”中存在的问题 “绿色革命”对印度的粮食生产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它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对此应有全面的认识。
首先,“绿色革命”是在不主动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情况下进步的,广大贫苦农民无地或少地的状况没有改变,这就使各种现代化农业技术的推广受到极大的限制,从中得益最深的只能是地主和富农,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和资本,可以利用雇佣劳动采取先进技术来发展商品生产。因此,“绿色革命”的一个客观社会后果就是加速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一方面农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贫苦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农业雇工显著增加。
其次,“绿色革命”的突出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在农业结构上,其成果主要表现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则受益不多;在粮食作物中,其成果又主要表现于小麦及稻谷上,其他粮食作物相对发展缓慢得多。不妨拿印度主要农作物(1962~1966年和1986~1990年这两个五年平均产量的增长幅度作一个对比(%):
表5-22 1962~1966至1986~1990年间印度主要农产品平均产量的增长幅度(%)
以上可见,在所有农作物中,小麦的增长幅度是遥遥领先的,而除小麦、稻谷以外的其他谷物增长幅度就小得多。作为印度人重要蛋白质来源的豆类增幅则极微,经济作物多数发展也不快。上述期间内印度人口增长了69%,在小麦、稻谷人均产量上升的同时,其他谷物、豆类、油料、棉花的人均产量都下降了,有的降幅还相当大。
由于这一因素,“绿色革命”的成果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表现差异非常悬殊。西北部因是小麦主要产区,独立后又是水利建设的重点,因而从中获益最大,其他地区生产面貌的变化远不能与之相比,不少地区的相对地位比原来有了明显的下降。位于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的西部地区,堪称印度“绿色革命”的中心,其面积占全国4%,人口占6%,“绿色革命”以来在全国谷物增产总量中却占到大约40%,而在全国商品粮总量中更占到80%。与此相反,位于南方的泰米尔纳杜邦、喀拉拉邦,位于东部的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等“绿色革命”以来谷物增产极微,有的产量甚至还下降了。因此,虽然总的看来,“绿色革命”后印度的粮食形势有所缓和,但在某些地区,问题却更加严重了。鉴于粮食供应不仅与生产有关,还牵涉到收购、储存、运输、销售等许多环节,在上述南部和东部地区纵然要保证低标准的消费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更何况即使有了商品粮供应,不少人也买不起。印度前总理英·甘地夫人就曾坦率地承认“人民口袋里没有钱,有的人连口袋也没有”。印度报纸也认为:“单是增产粮食是不够的,问题是增加的粮食是到了穷人嘴里,还是成了富人嘴里的奢侈食品。”印度有关机构曾确定了一条区分温饱与否的营养标准,即农村人口每人每天摄取2 400卡路里热量,城市人口2 100卡路里,而70年代末在此界线以下的农村人口占48%,城市人口占41%,全国平均达46%。可见印度要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其中起关键性制约作用的因素,不是“绿色革命”中的那些新技术,而是能否改变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倘若生产力能从旧生产关系的桎梏中得到解放,又与“绿色革命”相结合,那么以印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充足的劳动力,粮食生产将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