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长达１０９ 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根据城镇化的特点，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３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签订。期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占绝对优势，洋货的倾销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手工业，农村破产加剧，加上战争的破坏，使中国的经济陷入长时期的萧条，城镇人口因此增长极慢，１８４３～１８９３年间的年均递增率仅为２．５‰；只是由于全国总人口的减少，才使城镇人口比重由５．１％升至６．０％。１９世纪初世界城镇人口比重为 ３．０％，大大低于中国；而 １９ 世纪末已锐增至 １３．６％，超过中国１．３倍。在第一阶段中，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门户，商埠、租界最多，城镇人口比重上升较快，其中长江下游地区由７．４％升至１０．６％，华南由７．０％升至８．７％，而广大内地该比重则徘徊在 ４～５％之间，变化很小。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在这一时期内迅速崛起为全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１８４３年其人口仅２３万人，在全国城市中居第１２位；而１８８０年即突破百万大关，不久又越过北京，成为中国第一大城。
第二阶段从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期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所霸占或“租借”的中国领土也显著增加，建设铁路和矿山的特权是它们竞相攫取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一时无暇东顾，相对改善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环境。因此，与前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经济和城镇化发展都较为迅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新兴工矿或交通城市的出现，如青岛、大连和哈尔滨，属于帝国主义侵略据点兼工业中心，人口在３０年中都猛增了大约１０００倍，到３０年代初已达到３５～３８万人。属于工矿业城市的还有唐山、井陉、焦作、萍乡、抚顺、本溪、鞍山等，人口一般达２０～３０万人。属于铁路枢纽的有郑州、蚌埠、石家庄等，发展也很快，如蚌埠原是小渔村，１９０８年津浦铁路通车后，人口激增，１９２６年已达２０万人。期内沿江沿海的一些城市也显著扩大，到３０年代初，上海人口已达３３０万人，天津为１５０万人，广州为１０５万人，汉口、无锡、南京、南通、沈阳等发展也较迅速。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为数更多的内地城市在这一阶段中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停滞倒退，如 ３０ 年代初古都西安仅１２．５万人，尚不及１８４３年人口的一半。
第三阶段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期内经历了三大事件，即日 寇侵占东北，继而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大规模内战。１８年内中国一直处于大动乱中，对城镇化影响较大。日寇侵占东北后，肆意掠夺其丰富资源，从日本和朝鲜移入近２００万人，导致城市畸形发展，短短１０多年中，各城市都扩大了１倍乃至更多，到１９４３年，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的人口均达到７０～１００万人。“七七事变”后，中国半壁河山痛遭沦陷，许多城市人口剧减，南京、徐州、长沙、衡阳、金华、桂林、常德等破坏尤为惨重。由于沦陷区大批居民撤退，内地许多城镇人口激增，如重庆市１９３７年人口不过２７万人，１９４５年却高达１００万人以上。当然，这种“战时繁荣”只能是暂时的，战争结束后，许多内地城市人口都减少了。在３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城市发展完全陷于停顿。
１９４９年，中国城镇人口总数为５７６５万人，比１８４３年增长１．７５倍，年均递增率不到 １％。只是由于同期内中国总人口增长更为缓慢，城镇人口比重才由５．０％上升至１０．６％。而此时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已达到２８．８％，中国的差距比以往拉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