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存在着统计口径上的某种缺陷，但４０年来新中国城镇人口发展演变的基本状况还是清楚的，从中可总结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①位于上海市金山县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年产值近40亿元（显著超过前述东莞市），聚集了7万多非农业人口，但在第四次普查中全部列为“乡村人口”。
（１）城镇人口的发展除受生产力水平制约外，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巨大影响。
中国是一个以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大，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迈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城镇人口规模逐步扩大，后者受前者制约的关系十分明显。据计算，１９５２～１９８９年间中国城镇总人口数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均以１９５２年为１００）的线性相关系数为０．９２，１９８９年各省、区城镇非农业人口数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０，均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年间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２．６倍，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３．２倍，二者发展速度也相当接近。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城镇人口发展受到生产力水平的深刻制约。
从与国际上生产力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横向对比来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３００～４００美元者，城镇人口比重多在２０～３０％之间，其中人口逾亿的国家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为２６％，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为２８％，与中国都很相近，这些显然均非偶然。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根据所建立的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世界发展模型①，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３００余美元时，城镇人口比重应在２５％左右，与中国的情况也很吻合。
除受生产力水平制约外，中国城镇人口的发展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这是其它国家少见的。首先，中国城镇的建制由政府掌握，非农业人口的数量由政府控制，这就握住了城镇人口发展的总阀门，可以根据社会经济需求以及不同时期政府对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认识，加以适时的调控。这样做可以避免像某些国家那样的城镇人口过度膨胀或集中的问题，但也给中国城镇人口发展过程打下了过深的人为的烙印。一个居民点，无论人口和工商业发展达到何等规模，只要政府不批准城镇建制，其居民就只能属于乡村人口。反之，一些人口相对较少、经济相对落后的居民点，政府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也可能批准其城镇建制。所以中国有一些城镇的发展与人口的聚集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关系不那么密切，整个过程看起来总有点不自然。其次，政府通过对城乡人口迁移的控制对城镇化进程施加直接的影响。曾有学者指出：“政治因素对城镇人口的机械变动影响很大。自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人口的机械变动，每次政治运动的后果，都有大批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使城镇人口相对减少。‘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对城镇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像这样的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２）城镇人口发展速度不快，水平偏低，过程中曾出现过较大的起伏。
１９４９年底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总数为５７６５万人，占总人口１０．６％。１９９０年第四次普查时增至２９６５１万人，占２６．２％。这两个数字虽然不完全可比，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根据上述数据，４０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增长４．１倍，年均递增４１．２‰，比全部人口的增长速度大约快１倍。但同期内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城镇人口增长了４．４倍，相比之下中国的速度和水平是偏低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城镇化的进程就更难令人满意了（表４９）。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历史基础、人口状况以及前
表４９城镇人口比重的中外对比（％）
年份 全世界（除中发展中国家（除中国） 中国 中国大陆
国）
１９５０ ３４．２ １９．７ １１．８ １１．１
１９９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２７．４ ２６．２
述政治因素的影响都与之有关，更重要的看来还是国民经济多次出现大的波动，城镇化过程也随之出现反复，从而打乱了发展的正常步伐。中国城镇人口４０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５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城镇人口增长迅速，年均递增率达７０．６‰，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比较协调。第二阶段为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受“大跃进”的狂热影响，城镇人口年均递增率跃至９５．３‰；但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尤其是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同城镇人口的急剧膨胀形成极大反差。第三阶段为１９６１～１９６６年。为扭转“大跃进”的失误，期内动员了数以千万计的城镇居民返回农村，加上压缩城镇建制，减小郊区范围，使全国城镇人口总量及其比重都出现了一次大退潮。
第四阶段为１９６７～１９７６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１０年动乱时期，期内国民经济濒于破产，城镇人口处于实质性的萎缩之中，相对比重甚至比前一时期更低。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城乡人口的大规模对流。一方面近３０００万城镇居民被下放到农村，另一方面又有数量相近的农村人口迁进了城镇。像这样的城乡人口大对流，粗暴地违背了一切经济法则，在整个社会上造成强烈的震动，为全部人口史所罕见。
第五阶段为１９７７～１９９０年。自１０年动乱结束，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期下放农村的人员大批返回城镇，进而引起补偿性的生育高峰，加上市镇建制的大幅度放宽，致使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年均递增率达到４５．０‰，其相对比重也显著超过了前几个阶段。
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镇人口的发展速度是不快的，迄今中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国家。
（３）各级城镇发展不够平衡。突出的表现首先是迄 ８０ 年代中期的 ３０多年中，小城镇一直处在绝对或相对衰退之中，１９５３年全国１万人以下的建制镇有４５９６个，至１９７９年只剩下１４７２个，减少了２／３，其合计人口数也由１８３４万人减至７７２万人。此后小城镇大量恢复和增加建制，又有一大批县改市，上述问题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各级城镇发展不平衡的另一个表现是许多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长期发展缓慢，甚至持续衰减。１９６１～１９７５年间全国有９个重要城市人口减少，其中最大城市上海减幅达１／７，世界罕见。这１４年中全国２８个最大城市的总人口（非农业）合计仅增长１％，绝对增长数仅４０万人，还赶不上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一年的增长量。１４年总计１％的增长量也赶不上２８市一年的自然增长，足见其迁移负增长达到了惊人的强度。近年来中国中小城市发展加速，大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进一步显著下降（表５０），与世界范围内大城市超前增 长的大趋势形成鲜明反差。
表５０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级表＊
分极 城市个数 （万人） 人口比重（％） １９５３～
（万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１年
人） 年 人口增
长率
％
＞２００ ４ ９ １３９６．６ ３４７５．８ ２６．６ ２６．０ ２２．５ １４８．９
５０～ ２１ ５２ １８３４．１ ４８８８．９ ３４．９ ３７．９ ３１．７ １６６．６
２００
２０～ ２８ １２２ ８４９．３ ３８０６．８ １６．２ ２２．４ ２４．７ ３４８．２
５０
１０～ ５０ １６３ ７４２．１ ２３９７．１ １４．１ １０．０ １５．５ ２２３．０
２０
５～１０ ４８ １０３ ３６９．１ ７９０．９ ７．０ ３．６ ５．１ １１４．３
＜５ １５ ２６ ５７．６ ７６．９ １．１ ０．２ ０．５ ３３．５
合计 １６６ ４７５ ５２４８．６ ５４３６．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４．１
３．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城镇人口的变动通常有 ５ 条途径，即：①统计口径的改变。②新城镇的设立，或者某些老城镇通过建制的变动而撤消。③老城镇辖区范围的变动。④城镇人口本身的自然增长。⑤乡村人口通过迁移转化为城镇人口，这种变动一般称为机械增长或迁移增长。有关统计口径的影响，前文已述及。在中国范围内进行纵向或横向对比时，为统一口径，可以市镇非农业人口为基准，必要时可乘以某一系数（例如１／０．７）。由于缺少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间的市镇非农业人口数，大致可按８５％的比例从市镇总人口中推计。由此可得１９４９年全国大陆市镇非农业人口为４９００万人，１９８９年为２０８５０万人；４０年共增长３２５．５％，年均递增率为３．７％；占总人口的比重由９．０％提高到１８．９％。
城镇建制变动的影响也不小。１９５３～１９９０年间，全国的市由１６６个增至４５６个，镇由５４０２个增至１１９２５个，变化是很大的。据统计，截至１９９０年，１９５３年所设的１６６个市中有５个撤销，保留（或合并）的有１６１个。在１９９０年普查全国４５６个市共３３４５１万的总人口中，这１６１个老市合计占４６．５％；而３８年中陆续新设立的２９５个市合计占５３．５％。可见新市已超过了老市。
老城镇辖区范围的变动是个普遍现象。如中国最大城市上海除辖县外的市区范围在１９８２年为２２２．９平方公里、６３２．１万人，至１９９０年已扩大为７２６．１平方公里，８２１．４万人。所增加的１８９．３万人中得自政区范围扩大的为７８．９万人，占４１．７％，其余部分属于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
中国城镇数量很多，上述几种变动不仅情况极为复杂，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要对历年的变动全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追溯，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作一些近似的推算。
表５１中的数据除人口总数外均属估算性质，不一定准确，但所反映的总①参见张善余：“世界城市化的新形势”，《人口学刊》，1992年第3期。
趋势还是可信的。中国这４０年的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大致可分为３个阶段，即５０年代以机械增长和建制变动为主，６０年代则是一次大退潮，机械增长长期保持负数，７０～８０年代大体上又恢复到５０年代的模式。总计４０年，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数中自然增长占４４％，机械增长和建制变动占５６％。这一比例与东南亚、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是颇为近似的，若与２０～７０年代的前苏联相比，则中国自然增长部分所占比重过大，这说明人口增长过快对乡村人口的城镇化是不利的。
另据计算，１９８９年全国城市人口增长１４３０万人，其中新设的１２个市占６１％，４３４个老城市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分别占２２％
表５１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年中国市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构成
年份 年末人数 年平均增长数（万人） 构成（％）
（万人） 纯增 自然增长 其它增长 自然增长 其它增长
１９４９ ４９００ ４４５ １９５ ２５０ ４４ ５６
１９５７ ８４８０ ８４５ １６０ ６８５ １９ ８１
１９６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６５ ２８０ －４４５ － －
１９６５ １０１７０ １４５ １９０ －４５ １３１ －３１
１９７３ １１３５０ ２２０ １０５ １１５ ４８ ５２
１９７８ １２４４０ ５７０ １４０ ４３０ ２０ ８０
１９８２ １４７１０ ８８０ １７０ ７１０ ２０ ８０
１９８９ ２０８５０
１９４９～ － ４００ １７５ ２２５ ４４ ５６
１９８９
和１７％，与表５１中近年的增长构成是很近似的。关于４０年来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构成，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过研究，但成果差异颇大。考虑到这些研究都属估算性质各人计算口径不一，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本身也大有出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均属权威，但所列全国“市镇总人口”几乎无一年相同，有的年份相差竟达 １／４。有关自然增长的统计也不准确，如１９８９年三大直辖市的自然增长率，年度统计与第四次人口普查即相差０．６～１．９个千分点），因此出现显著差异，也是很自然的。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１０％抽样资料，普查前５年中全国的市净迁入１４５９．５万人，镇净迁入４２．５万人，乡净迁出１５０２．０万人（均已扩大１０倍）。其迁移矩阵如下（单位：人）：
省际迁移 省内跨市、县迁移
迁入 市 镇 乡 合计 迁入 市 镇 乡 合计
迁出 迁出
市 １９５９３ ８７９１ ３４２２５ ６２６１０９ 市 ２３０３６ ３２８３５ ９０３５９ １４６２３０８
８ ５ ６ ７ １ ０
镇 ４７２３８ ４４１１ １４０８４ ３３２１９８ 镇 ７７０９８ １１４５９ ２５５６３ ４４７３２６
２ ６ ２ ６
乡 ３１２０４ １８０８ １７６０２ ２２５３１２ 乡 ４７１０４ ４３９２６ ２９９７６ ３９０８０１
９ ８ １
合计 ２７４３８ １５０１ ６５９１３ １０８３６２ 合计 ３５４５６ ４８６８７ １４５８９ ２３００４５
０ １６ ０ ６ ９ ８
以上可见，不包括市、县内部的迁移，中国年平均由乡村向市镇净迁移３００万人。以此再结合１９８７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和１９８９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可得出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 年间全国城乡人口变动的如下数据其精度应是相当高的。
表５２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年间中国大陆城乡人口年均变动情况（万人）
人口类型 净增 自然增长 跨市、县迁移增长 其它变动
市镇人口 １１２５ ２６０～３１０ ３００ ４６５～５１５
乡村人口 ４４５ １２６０～１３１０ －３００ －５１５～－５６５
最近知名学者马侠也有个估算：１９４９～１９８６ 年间全国市镇人口净增１８４９０万人，其中自然增长占３２．１％，迁移增长占３９．５％，移民的自然增长占４．１％，余数作为建制变动引起的增长，占２４．４％。在城镇人口内部，自然增长率有一定的差异，大体说来是镇高于市，小城市高于大城市，如１９８９年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１１．９７‰，市为９．３６‰；１３个总人口在１０万以下的小城市为１２．６９‰，６个３５０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仅为７．５３‰。但总的说来差异不大。从地区来看，情况也是这样，如１９８９年３０个省、区中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陕西省为１４．９４‰，最低的上海市为６．０３‰，相差不到９个千分点。但机械变动则不然，它不仅有正负数之分，且数值相差悬殊。一般说来机械变动与城市的性质，尤其是国家建设的战略部署关系很密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１９５１年抚顺、本溪、鞍山的机械增长率高达１００～１５０‰，沈阳也达６７‰。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东北各城市的机械增长率逐渐下降，内地一些新兴工业城市却非常引人注目，如１９４５年洛阳的机械增长率为１８５‰，黄石为１６７‰，兰州为１１２‰，武汉也达８２‰，包头在１９５５年更创下５３０‰的记录。此时东南沿海各城市机械增长率甚低，甚至多年为负数，如上海１９５５年即达－９１‰。六七十年代国家建设重点转向“大三线”地区，攀枝花、十堰、宜昌、汉中、乌海等新兴工业城市迁入人口大增。典型的如宜昌，１９７０年葛洲坝工程上马，当年机械增长率就增为２６０‰，翌年增至２８０‰，迄１９８２年累计机械增长１８．６万人（内葛洲坝工程局占一半），此数比１９６９年全市总人口还多０．４倍。攀枝花市１９６５～１９８２年间共迁入３２．０万人，比１９６４年辖区范围内的总人口多０．１倍。这一阶段内，不仅东南沿海老城市的人口继续大量迁出，连东北许多城市以及曾经大量吸收移民的北京、天津等城市的机械增长也降至负数，如以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与１９６１～１９７８年相比，本溪的年均机械增长率由８６．５‰降至－１４．２‰，抚顺由６５．２‰降至－１８．７‰，鞍山由６６．３‰降至－１０．８‰，沈阳由４２．５‰降至－１６．７‰。
进入８０年代，国家建设的重点移向沿海，全国各城市人口的机械变动于此出现大转折。上海、北京、天津等不仅一直保持净迁入，而且绝对数量显著领先于其它城市。广东、福建、海南等省许多城市也一改前３０年的颓势，迁入人口扶摇直上，如１９８９年珠海和深圳以１１１‰和１０５‰的机械增长率在全国城市中排列榜首。相反，内地和边疆不少城市机械增长率均呈明显下降趋势，１９８９年包头仅４‰，宜昌为６‰；有不少城市机械增长率甚至降至负数，如都匀、东川、汉中、铜川、景德镇、二连浩特等，而石河子、义马、北安等市因净迁出率超过自然增长率，人口也显著减少。
由于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等因素的不同，几十年来中国各城市人口规模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８９年，原已设市的１５６个城市中人口增幅最大的是乌鲁木齐和包头，分别达到６．４０倍和５．４７倍，西宁、鹤岗、襄樊、邢台、通辽等５市增幅也达４倍多，而２～４倍的有３７市，１～２倍的有５０市，其余６２市不足１倍，其中上海增幅不到０．２倍，大连、无锡、南通、泰州、绍兴等不到０．４倍。因此总的而言，城市发展以边疆和内地较快，沿海较慢（图２１，２２）。
从 １９５３～１９８９年３６年内中国新设市近 ３００个，不仅大大改变了城市地理，其中有一些新城市还迅速跻身于大城市之列，显著改变了中国城市按人口规模的序位。如伊春市，１９５７年才设置，１９８９年已超过苏州、洛阳等历史名城跃居全国第３７位，１９６０年设置的大庆市居第４６位；１９５７年设置的平顶山市居第６６位；１９６５年设置的攀枝花市居第７５位；……这些均与某些老城市相对地位的衰退形成鲜明对照。
表５３为１９５３年中至１９８９年底中国大陆４５个最大城市人口规模序位的变化。１９５３年是第一次人口普查数，下限为２５万人（含少量农业人口）， １９８９年下限是非农业人口６５万人。由于目前各城市农业人口比重相差悬殊，若使用城市总人口数或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市镇人口数，就会出现一批农业人口比重高达 ７５～９０％的特大城市，如第四次普查中市镇人口均占 １００％的东莞（１７４．２万人）、中山（１２３．７万人）、荆门（１０４．３万人）、日照（１０２．８万人）等市，其排列序位将会进入全国第５０位前后把无锡、苏州、合肥等城市远远抛在后头；但实际上若按非农业人口排列，东莞仅列第１１３位，日照列第２６８位。因此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比较中国城市规模，以其非农业人口为宜，它显然比总人口数有更大的可比性。
表５３中国大陆４５个最大城市人口规模序位
１９５３年 城市人口 １９８９年 城市非农业人口
（万人） （万人）１．上海 ６２０．４（１９．８）① １．上海 ７４３．５（８２４．４）②２．北京 ２７６．８（１０５．６） ２．北京 ５６９．２（７３６．２）３．天津 ２７４．５（６３．９） ３．天津 ４５０．０（５８５．５）４．沈阳 ２３０．０（５５．３） ４．沈阳 ３５７．２（４６７．０）５．重庆 １７７．２（２６．７） ５．武汉 ３２４．８（４０４．０）６．广州 １５９．９（８０．４） ６．广州 ２８８．４（３９３．５）７．武汉 １４２．７（１２７．６） ７．哈尔滨 ２４１．９（２９９．１）８．哈尔滨 １１６．３（１０８．０） ８．重庆 ２２４．６（３１２．７）９．南京 １０９．９（８８．８） ９．南京 ２０６．２（２６７．９）１０．青岛 ９１．７（５５．５） １０．西安 １９２．６（２８７．３）１１．大连 ８８．６（９１．５） １１．大连 １６９．７（２４８．４）１２．成都 ８５．７（９６．８） １２．成都 １６８．７（２９５．５）１３．长春 ８５．５（９３．２） １３．长春 １６５．２（２１９．２）１４．西安 ７８．７（１４４．８） １４．太原 １４９．０（２０５．２）１５．太原 ７２．１（１０６．６） １５．济南 １４３．１（２４０．４）１６．昆明 ６９．９（５８．５） １６．青岛 １４２．６（２１０．２）１７．杭州 ６９．７（５６．２） １７．鞍山 １１９．４（１４４．２）１８．唐山 ６９．３（４９．２） １８．抚顺 １１９．１（１３８．８）１９．抚顺 ６８．８（７３．１） １９．兰州 １１７．９（１６１．８）２０．济南 ６８．０（１１０．４） ２０．郑州 １１３．３（１７９．７）２１．长沙 ６５．１（６７．３） ２１．昆明 １１０．８（１１６．２）２２．郑州 ５９．５（９０．４） ２２．淄博 １０９．１（２４８．４）２３．无锡 ５８．１（３９．０） ２３．长沙 １０８．９（１３７．８）２４．福州 ５５．８（５６．１） ２４．杭州 １０８．９（１４７．６）２５．鞍山 ５４．９（１１７．５） ２５．南昌 １０６．３（１３６．９）２６．苏州 ４７．４（４７．２） ２６．齐齐哈尔 １０５．６（１４２．５）２７．本溪 ４４．９（６９．５） ２７．石家庄 １０５．２（１３９．０）２８．吉林 ４３．５（１３４．７） ２８．乌鲁木齐 １０４．１（１２１．７）
（６４０．３）①
２９．南昌 ３９．８（１６７．２） ２９．唐山 １０３．４（１５１．８）３０．兰州 ３９．７（１９８．９） ３０．吉林 １０２．１（１３２．０）３１．石家庄 ３７．３（１８２．０）３１． ９８．７（１６６．５）
贵阳
３２．徐州 ３７．３（１１２．９） ２．包头（５４６．８） ９６．９（１２４．８）３３．丹东 ３６．０（４３．３） ３３．福州 ８６．３（１４０．３）３４．锦州 ３５．２（５９．６） ３４．邯郸（２６８．１） ８２．８（１１５．２） １９５３年 城市人口（万人） １９８９ 城市非农业人口（万人）
３５．齐齐哈尔 ３４．５（２Ｏ６．０） ３５．无锡 ８０．７（１０１．４）
３６．开封 ２９．９（６６．８） ３６．徐州 ７９．４（９４．９）
３７．常州 ２９．７（７５．１） ３７．伊春③ ７８．９（８８．２）
３８．自贡 ２９．１（３３．９） ３８．大同（２４４．８） ７８．８（１２７．７）
３９．沪州 ２８．９（３５．１） ３９．本溪 ７６．１（９３．８）
４０．淮南 ２８．７（１４０．５） ４０．洛阳（３３４．３） ７４．３（１２０．２）
４１．汕头 ２８．０（９５．４） ４１．合肥（２８８．１） ７１．２（１１１．１）
４２．贵阳 ２７．１（２６４．？） ４２．南宁（２６４．３） ７０．０（１１６．４）
４３．南通 ２６．０（２８．１） ４３．苏州 ６９．８（８８．３）
４４．淄博 ２５．９（３２１．４） ４４．淮南 ６９．０（１２４．０）
４５．蚌埠 ２５．３（７４．５） ４５．鸡西③ ６７．３（８３．６）
①本行括弧内为１９５３～１９８９年人口增长率（％）。
②本行括弧内为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
③１９５３年后设置。
图２１ １９５３年中国城市分布图（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