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反省等地理响应。
在整个地理学领域中，尽管不少学者发表过理论地理学的专著，但是单独提出理论地理学这一分支并且加以严格定义和完整叙述的，尚不多见。从这里也可以说明理论地理学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只是鉴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要求地理学家们关注这一学科领域。综合国内外地理学研究者的看法和见解，特别关注理论地理学的理由，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理论地理学体系的建立，是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响应。在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之后（古典地理学、近代地理学、现代地理学），理论地理学正面临着突破的边缘。这也是在新的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地理学所作出的必然响应。距今1万年以前，人类进化史上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农业革命的完成，标志着人在物质的获取上，实行了一次巨大的跃进。它完成了人从自然的人到自我的人的过渡与转变。农业出现以前，人们无力触动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也无力调整各个层次上能量流的分配，那种茹毛饮血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肯定谈不到有意识和大规模地去认识和协调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要素互相作用的事实是普遍存在的，人的自我意识和积极干预自然的企图，也是不可遏止的。当认识的水平和进取的冲动，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时，人类就会逐渐发现生物与环境之间互相协调的原则（尽管它基本上还是不自觉的认识），从而使得人平行地去改造生物与地理环境这两个方面，使得它们各自都能尽量满足人类的基本要求。农业的发生，就是这种平行改造的直接结果，从而结束了人只是作为天然食物链中一个环节的地位，改变了单纯依赖渔猎和采集的纯自然状态。从中应该看到，它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以生物为一方，以地理环境为另一方，在人的直接干预下，长时期认识的必然归宿，也是各地理要素之间相互关系在自然发展史上的合理延续。
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动力机械、电能和核技术的引入，使得社会生产力急剧地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它意味着人对能量的兴趣和开发，表现了比农业革命时对物质获取的更大一次跃进，从而逐步地完成了人从体力的人到功能的人的过渡与转变。随着这种新形势的出现，地理学迅速地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从18世纪酝酿、到19世纪完成的近代地理学体系，就发生在这一变革时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测地时期的先期准备，人类对于能源、社会财富越来越扩大的要求与攫取，必然伴随着空间的拓展和视野的扩大，这当然对于地理考察和地理探险提供了新的刺激。而全球规模的考察和探险，又必然加深了对于地理环境的总体认识。洪堡、李特尔、李希霍芬、杜能、韦伯、克瑞斯·泰勒、道库恰也夫、彭克父子、戴维斯等一系列光辉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创立的学说，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地理学特色，有力地反映了该时期的社会要求和生产力水平。
社会进入20世纪末叶，社会生产力即将步入一个更高的阶段。由于电子计算技术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的大量涌现，正在强烈地改变着社会生产所因袭的程式。随着地理空间的扩大，人类在知识上的密集，标志着人类即将在信息的开拓和应用上，实行又一次比在物质、能量开发上更大规模的跃进，使得人处于向智能的人的过渡和转变之中，即在信息开发中寻求财富，以最优模型的方式去克服弊端，更有远见地去驾驭越来越复杂的地理系统，其中既包括自然方面的内涵，又包括经济方面的内涵，还包括社会方面的内涵。
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进步的激励，全球规模五大危机的解决，都必然要求地理学在它的理论、方法、手段、应用乃至整个哲学概念上，去适应这种新的挑战。然而目前地理界的实际情况，似乎并未全部被时代的圣火所点燃，一向惰性较大的劣根性还在顽固地阻尼着前进的道路，因此引起广大地理学家的关切，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时期的焦点了。英国地理学家C.A.费希尔指出：“我们学科内外有不少人，仍然为地理学目前所处状况感到忧虑，……即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仍然缺少它的基础，对于健康地维护一切地理研究所要长期依赖的这个基础，还普遍缺乏突破”；捷克斯洛伐克地理学家E.马祖尔等指出：“地理学中的综合—理论方向的发展很不相称，大大地落后于部门地理学对它的希冀和要求”。我们同意上述的基本估计，现在的确是付诸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