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有限的土地上不停地劳动、创造、繁衍和进步。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在一代又一代的更迭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但是人类活动从来也不是孤立和单向的，它同时也必然对地理区域、地理空间、地理环境实施大规模的干预。这类干预有时是直接的，更多的是间接的和潜在的。非理智的、不清醒的、无远见的人类活动，从来就是区域开发与区域决策中的大害，应该设法坚决予以避免，因为它可能制造出某种眼前利益，但却替后代设下了陷阱。由此要求人类努力地、自觉地保护养育自己的摇篮——区域环境(土地、资源和支持生命系统的环境空间)。现代的区域开发和区域决策理论，之所以受到极大重视并得以迅速发展，首先是考虑到一系列自然、社会、经济及至心理上的背景。
世界即将临近20世纪的终结。一方面我们迎接一个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力正向一个新的层次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人类所面临的地理应力以及粮食、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五大危机也在令人惊骇地不断扩大。迫于这种情势和挑战，诸如国土整治、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环境管理、资源分配、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福利提高、生活改善等一系列既联系自然、又联系社会的综合问题，也就成为区域开发与区域决策的基本内容，并成为国家一级、区域一级、地区一级所经常思虑的基本课题。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才充分显示了区域决策研究的作用和价值。
区域，无论是从地理意义上认识的自然区域，还是从行政意义上认识的管理区域，都是一个综合体。它通常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紧密偶合而构成。任何一个区域，从概念上理解，至少应具有3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复杂性。区域是人类活动与土地、资源、效益、管理、决策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其内涵远远超出目前任何一个大系统所能容纳的内容；其二是综合性。解决任何区域问题，既不能只从某一单项或某一部门入手，也不能只从某一项政策或某一条措施入手，必须考虑整个地理空间的集体效应和宏观变化，即只能从系统的总体响应中认识区域问题，因此具有极大的综合性；其三为区域研究的实用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亦不例外，都面临着区域开发的问题。它总是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生产力的全面提高密切相关。经济发展的基础，离不开区域开发的研究；因此，它还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和急迫感。
区域开发中的首要问题是区域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中心任务，就是对所辖区域施行正确的决策。区域决策既规定了区域总体的发展趋势，也规定了实施区域管理所应遵循的基本途径，它是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宏观指导。这样，区域决策就成为一种战略性的、根本性的、指导性的，也是带有风险性的管理行为。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西蒙十分强调：人类行为的最高层次，就是实施决策。实践证明，决策的成功与否，正确与否，所导致的结果决不是一件小事，常常是巨额的经济损益及深刻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
趋利避害，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历来是中外决策者们所遵循的。区域决策本身就在于如何应用所采集的自然信息、经济信息和社会信息，建立区域模型，实施过程模拟，进行超前分析，选择最优方案，设法避免或减轻未来可能产生的失误。这样，决策行为所依据的准则就应当表述成：在规定目标和正确决策指导下的区域开发，最终产生的综合效益，在所有其他可供考虑的方案中，总应具有最优的或最大的特征值。
任何区域决策，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程度不等的风险。因此，它又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门，必须清醒认识和慎之又慎的管理行为。所谓决策风险，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为天然风险。因为区域的地理事件和自然条件，大都具有某种随机的属性。人们在预先规定自己的行为途径时，并不确知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必然状态。也就是说，人总是在对未来不确定性认识的前提下，制定自己的计划和方案的，这当然就要冒相当的风险，而且这个不确定性的程度越大，决策的风险也越大；其二是人为风险。由于决策者的品质、素养、经验和知识水平不一样，而且对于区域的客观认识深度也有限，这些均会导致实现决策过程中的风险。正由于决策风险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在近年来的区域研究中，已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之一。同时，决策风险分析也为计划者、管理者以及各级行政首长提供了一个得力工具，用以避免实施区域决策时的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