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国际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现象之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流动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少，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间接投资以异乎寻常的规模膨胀，跨国证券融资的制度障碍、货币障碍、政策障碍愈来愈少。跨国界证券持有的普遍化和巨大规模表明，国界对于资本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影响力都在急剧下降。跨国银行迅速扩展，业务网络遍布全球，跨国界的资金流动规模庞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服务贸易总协定已经达成，建立消除金融服务领域国家障碍的新机制已引起了众多国家的兴趣，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国际金融存在着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第一，各国希望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以便保留通过为对付衰退而降低利率、为对付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的灵活性；第二，保持汇率的稳定，给商业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防止金融系统陷入混乱的状态；第三，保持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为企业对钱款的汇入和汇出创造条件，达到吸引国外投资的目的。而国际金融规律表明，各国充其量只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中的两个，必须在以下三种基本汇率制度中作出选择：政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对付衰退，但必须以货币的反复无常的波动为代价；确定固定的汇率制度，但必须以牺牲货币的独立性为代价；把相对稳定的汇率同一定程度的货币独立性结合起来，但也会带来其它一些问题。
通过降低利率来对付衰退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实际上存在着把利率降低到零，而企业界、商界仍不愿利用银行贷款投资的可能，货币政策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因为银行和消费者同样更喜欢握有保险的、可流动的现金，而不喜欢将资金投资到风险高、流动性低的债卷和股票上，即通过放宽信贷扩大经济的尝试失败。日本自1996年以来，尽管短期利率一直保持在1％以下，1998年甚至降到了0.25％，但是仍然没能阻止经济的进一步衰退，更没能扭转1992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状况。
尽管30年代爆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当时的很多事情对分析今天面临的经济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国际交易的自由化。在30年代和40年代，几乎世界各国都对国际流动资本进行控制，对外汇实施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汇管制影响了跨国界之间的人员、货物和资本流动，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首先是发达国家，然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走向货币全面兑换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样又给投机性投资提供了机会，引起各国经济的动荡。
第二，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在30年代的阴影笼罩之下，世界各国几乎都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和严加保护的银行体系。这些体系比较保险，但效率低下，只给存款人很低的回报，银行无法有效地利用储蓄。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宽限制的做法使得金融体系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效率大幅度提高，但同时也给银行系统的监管带来困难，银行的“呆账”、“坏账”增加，使金融恐慌爆发的可能性增加。
第三，建立价格稳定的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段时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全球范围内商品的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再飞涨，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但是，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却使日本等国较好地实现了将巨额内债膨胀纳入可控制的范围内，减轻了政府内债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5％的通货膨胀率和8％的利率，那么与一个价格稳定和只有3％的利率的国家相比，它为对付衰退而降低利率的余地就要大得多。这就是说，过度控制物价，会导致通货紧缩，从而造成国家经济的停滞不前甚至衰退。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作用尽管没有20世纪30年代大，但也引起了实业界、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东南亚金融危机起缘于国际投机活动。继泰国币（铢）于1997年7月大幅贬值后，国际金融投机商又将目光转向其它东南亚国家，迫使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印尼盾等货币先后贬值。就连经济实力雄厚、货币一直强劲的新加坡元也接连受重挫。整个东南亚出现了地区性金融动荡。接着，外资争先恐后地从亚洲撤离，香港股市首当其冲。而亚洲股市抛售所形成的压力，终于又冲击到美国、欧洲各大股市。纽约道·琼斯指数1997年10月27日下跌554.26点，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单日跌点。巴黎、伦敦、法兰克福等地股市相继下挫。接着，日本和韩国又发生金融风波，将东南亚金融危机推向一个新阶段。亚洲金融风暴使东南亚、东亚石油等原燃料需求量下降，进而恶化了俄罗斯、巴西经济发展条件，使其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亚洲金融风暴不仅波及欧洲、拉美，甚至非洲股市都出现不稳，而且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调低世界经济增长率，预计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由1997年的4.1％下降到3.1％，达到5年来的最低点；其次，对外贸易受到了冲击，1998年全球贸易量增长6.2％，比原预测下调了0.6％；第三，流入世界主要新兴市场的净私人资本大幅下降。
20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关注。王和兴把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经济主权转移。在信息时代，信息的电子传输基本上不受空间和国界的限制，传统的国家经济主权控制相对减弱。在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南亚国家贷款的“殖民地色彩”十分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受援国以经济主权“换”贷款。
第二，经济安全问题突出。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衰退、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事实表明，经济安全较政治、军事安全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空前突出。经济全球化存在着使人类多种多样的经济、社会并入由西方经济强国主宰的单一西方经济的危险。
第三，金融风险提高。全球金融交易网络一方面促进了巨额交易的效率，同时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大大增加。金融衍生产品既为金融自由化提供了空前繁荣的市场，也为过度的投机活动创造了机会。资本在全世界毫无节制的流动可能会造成象战争一样的危害。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表现为，一方面，如果东南亚国际经济对市场的依存度不高，泰国金融危机就不会蔓延到整个东南亚地区，香港股市波动也就不会导致全球股市的动荡。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的放松，资本的国际流动就不会如此快捷。没有资本的国际流动，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将放慢。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大潮中，发展中国家只有调整政府政策，才能有效地防范亚洲金融危机的重演，具体对策思路为：
第一，对外资进行宏观控制。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为达到争夺新兴市场的目的，而要求亚洲国家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所引发的产物。从总体上讲，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量的外国资本涌入这个地区，造成泡沫经济，因而这些国家今后对资本引进应该实行宏观控制和分阶段进行。
第二，引进外资时应该寻求建立保护本国金融市场的合理措施。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这些国家开发金融市场，放松对资本的控制，为西方强大的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即为保障西方投资商的巨大商业利益服务，而对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需求考虑较少，这就要求新兴市场国家注意制定保护本国市场和防范危机的措施。
第三，在引进外资时注意使长期资本多于短期资本。这次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引进的短期外资越多，遭受的打击也越大，而长期资本则相对稳定。
第四，建立本国银行系统的监管制度，加强银行立法，以避免失误。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内因是这些国家金融系统的混乱，因而加强金融管理是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五，慎重参与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庞大和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可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收益，又可能产生巨大的损失。对一国而言，在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过程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也在加大。加上金融业处于国民经济的核心地位，国家在金融对外开放中一般持谨慎态度，因而金融一体化在制度上的设计将比贸易自由化遇到更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