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地理学所面临的各项迫切的重大任务，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已从生产力布局扩大到各种具有地域性的经济景观和社会景观，强调经济地理研究要考虑社会要素（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心理等），探索社会经济区域系统（广义的生产力布局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分布和发展方向。在研究中不断加强社会观点和生态观点，已成为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新趋向。
在这方面，70年代前苏联的经济地理学从生产配置科学演变而成社会经济地理学，即为一突出实例。长期以来，前苏联在发展国民经济上致力于以迅速发展物质生产为目标，与此相适应，其经济地理学在传统上十分注重突出关心社会物质生产的观点，强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物质生产配置，经济地理学就是一门生产配置科学。但是，随着前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目标由迅速发展物质生产转向充分满足人民对各种服务和文化的要求，经济地理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再把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生产领域，已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缺陷，不能适应多种多样的社会要求，认为应当充分重视对非生产领域空间形态的研究，要考虑社会要素（社会生态、心理、政治、文化等），亦须对人口、聚落问题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主张经济地理学应由生产、服务、人口聚落地理所组成。1977年出版的《苏联人口聚落地理学的发展》一书，即重点论述了经济地理学中的社会要素，促使前苏联的经济地理学向社会经济地理学转化，并且提出，应当把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问题，以及对服务、旅游、休假等有关领域的研究，作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前苏联的经济地理学还大力引进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明显地出现了朝经济化、社会化、生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第一，经济化。鉴于战后因为前苏联的经济地理学与经济科学之间的关系淡薄。经济地理学过多地局限于各种现象的描述，在生产配置研究、对国内经济的区域分析等方面远不及经济科学，在计划经济的实践中不能发挥有效作用，而只能发挥教育的职能，不少经济地理学者提出，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应当充分考虑价值法则、经济合理性、经济效益、利润等问题，要重视经济和经济要素相关功能的研究。据此，A·A·明茨和N·M·马耶尔戈伊兹等人对以往生产配置理论作了重新研究。A·A·明茨在1970年的论文中指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冲击面前，有必要对工业配置须接近工业原料产地与克服远距离运输的原则进行新的探讨，认为决定配置的标准，就是经济效益和劳动的节约，亦即包括辅助部门在内的生产与运输总支出的最小化。
第二、社会化。前苏联在战后经济地理学中人口、聚落地理学曾有长足发展，经济地理学者们认为，人口地理学在经济地理学中是最能反映社会这一侧面的分支；人口、聚落地理学的研究，使经济地理学与社会学接近，在很多情况下其研究已与社会学相结合，在他们看来，经济地理学之所以必然日益社会化，一是因为地域组织的研究，不一定全是受经济准则的支配；二是由于在有关生产和人口配置传统研究范围内，越来越多地应用着非经济的准则，特别是应用社会的准则。于是，社会地理学从1977年起，在前苏联正式被确认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并认为社会地理学研究的是从社会效益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的地域组织问题，是研究社会生活的空间组织和性质的学科，亦可说是地理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相邻领域的一门科学。与此相关，70年代服务地理学在苏联也有迅速发展，它研究的课题包括：对影响服务业形成、发展的诸条件的评价、消费结构、消费水平的地域差异等。
第三、生态化。早在战前，西方国家地理学的发展中即曾受到生态学的影响，开展过生态地理学的研究。近年来，在前苏联，也把生态学研究与生态学知识引入地理学领域，并称之为生态化。有的学者认为，为了把自然环境给予人类生活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需要研究其影响机制，同时亦须研究人类对条件变化的适应能力，故而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医疗地理学、人类生态学等的研究。也有的论文作者提出，生态因素作为限制生产配置的因子作用增大了，所以在工业地理学等的研究中，须得重视自然保护问题；要研究对各种不同规模的地域资源的利用，实现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最佳化，等等。
国外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扩大，还具体表现在出现了一批具有边缘科学特点的新学科。例如自然资源地理学、计量地理学、感应地理学、行为地理学，以及前述社会地理学等。其中自然资源地理学（或称资源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各种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的地域组合、分析规律，并对它们进行经济评价、合理利用与保护的科学，它是战后基于军事和经济规划的需要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欧美从40年代起，即已有资源地理学的研究，并在大学设置有关资源地理学的课程。前苏联建立这门学科则是在1960年，近年来出现在西方（主要是西欧和美国）的感应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已相当受到重视，感应地理学研究的是人们对不同地理环境的反应的特性、形成过程及相互关系，研究的着重点是不同居民集团对环境的感应认识过程，规划决策人、旅行者、生活在特殊环境（灾害、宗教等环境）下人们的感应特点。
行为地理学则是研究不同人们集团、阶层、阶级对不同地理环境的行为和决策，它除了研究居民的行为外，特别注意规划决策人的行为判断的地理合理性程度，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还研究企业经理阶层的区位选择行为。此外还研究旅游行为与旅游区规划设计的关系，以及特殊环境下的人类行为等等。
以人类旅行游览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旅游地理学，愈益受到人们的重视。1964年加拿大地理学家R·I·沃尔夫认为旅游地理学是从经济地理学中分离出来。可从不同观点对它进行研究。英国地理学家H.罗宾逊则认为它是一门应用地理学。日本地理学家涛香幸雄在《观光地理学》一书中则仍然把旅游地理学列入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1980年，前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7所高等院校协作编写成《苏联游憩系统地理》一书。除了论述游憩系统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因素、游憩活动条件与旅游资源，前苏联的游憩地域系统及其相关部门（游憩地域组织的基本规律、游憩区划、游憩系统职能的地域组织）外，还把前苏联划分为4个游憩地带、20个游憩区。1973年国际地理联合会在奥地利召开了世界性的旅游与娱乐地理会议。在被称为“国际旅游年”的1976年，于莫斯科召开的第23届国际地理大会上，第一次把旅游与娱乐地理学列为专业讨论组之一。在旅游地理学研究比较发达的欧美各国，目前发表了大量的旅游地理著述。旅游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在实践中正日益显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
在研究领域日渐扩大，陆续形成若干新学科的同时，经济地理学所固有的区域性、综合性，及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也在不断加强。一些国家围绕解决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往往组织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至于在研究的地区范围方面，50～60年代，西欧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曾对非洲、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区域地理的考察研究。前苏联重点考察了西伯利亚平原地区，开展了哈萨克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产力布局的研究。近10多年间，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对未开发和新开发地区，如极地、海洋资源的考察研究，一方面则出现了加强对已开发地区的空间调整、规划、预测研究的趋向。
在研究方法上，鉴于传统地理学着重于现象描述和定性分析，对定量研究注意不够，难以解决所面临的实践课题，因此，在60年代曾广泛掀起了所谓“地理革命”。这场“革命”，把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广泛地引进地理学领域，企图把包括经济地理在内的地理学“理论化”、“数量化”，建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总之，是企图以数学计量方法进行理论归纳，以可以应用、操作的数学模型来表达区域社会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使模型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与地理现象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吻合。在具体方法上，则是把生态学原理引入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在较高阶段上研究“人地关系”，认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所处的空间自然环境组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或综合体；由过去讲的因果关系转而着重于研究函数关系，即用数学模型来探索位置、距离、方向、范围、密度、演替等人地空间要素在函数上的变化规律。但在实践中，“模式”和“公式”往往把区域差异性简单化为“距离的远近”，个别的甚至为数学而数学，完全抽掉了地理内容。然而，总的看来。地理革命导致经济地理学迅速走向定量化，从而显著提高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社会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