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有关经济地理的记载，源远流长、内容宏富。虽然还不能称是科学经济地理，但它所积累资料之丰富，若干著述所含经济地理思想科学价值之可贵，在当时世界上经济地理的发展中令人瞩目。只是因为漫长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后期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发展；加上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鄙薄技术，尊经崇古，实行科举取士。这都严重阻碍了包括经济地理在内的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1840～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便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虽然，那时候旧中国的为数很少的经济地理工作者，在困难的条件下也对西南、西北地区做了一些经济地理考察，开展了若干关于土地利用、交通地理、经济制图等方面的工作，积累了少许资料，发表了一些论著，培养了一些经济地理人才，他们为推动我国旧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迈进作出了贡献，其中有不少宝贵的资料和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但当时所发表的这些论著，以及在经济地理的研究和教学中，连同那些外国资产阶级地理学者在中国所作的一些调查研究、所写出的论著，有不少是传播了庸俗的地理唯物论、“地缘政治学”、马尔萨斯人口论、世界主义等等的“理论”观点，掩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政策，培植了对西方文化科学的盲目迷信。削弱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同时，也对科学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障碍作用。
但是也应指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旧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进步的经济地理工作。如1937年、1939年曾分别翻译出版过前苏联卡赞宁的《中国经济地理》、维特维尔的《世界经济地理讲座》并有个别进步学者对前苏联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作过零星介绍，这都起过一定的积极影响。我国学者也曾努力以新的观点，先后写成若干的著述，如 1936年出版刘思慕的《世界经济地理讲话》；1941年出版陆象贤的《新中国经济地理教程》；1948出版陈原的《世界政治地理讲话》等等。其中陈原所著一书的出版，已是全国解放前夕，作者对当时泛滥于旧中国的种种资产阶级地理理论，作了全面的批判。这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经济地理学的先声，为新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的实践和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地理学的成就，以及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地理思想的基础上，科学的经济地理学逐渐得以发展起来。30多年来，由于坚持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在实践中帮助解决了生产建设上的一些具体课题，壮大了经济地理工作者的队伍，改进了研究方法，提高了业务水平，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使之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地理学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1950～1957年）
这一时期，针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队伍少、水平低、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在经济地理学界提倡学习马列、学习苏联、开展对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有力地推动学科发展较快地转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上来。为了适应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对科研和经济地理人才的需要，地理研究机构和不少大学地理系，相继成立了经济地理研究室（教研室）；有些大学还先后设置了经济地理专业，或举办了经济地理研究班，从而使专业队伍不断地有所扩大。这个时期，经济地理工作者结合国家建设任务，积极地开展了西藏、黑龙江流域、新疆、黄河中游、汉江流域、云南、华南等地区的综合考察，以及铁路选线，调查等科研项目。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开始了《中华经济地理志》这样空前巨著的编写工作。在初步实践的基础上，经济地理学界还就学科对象、性质、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有益的争论和探讨。不过，这个时期也存在着全盘照搬学习苏联的偏向。
（二）第二个时期（1958～1966年）
中国的经济地理学在这个时期较之前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广大经济地理工作者除继续进行前一时期的综合考察等科研任务外，又广泛地开展了区域规划、农业区划、经济区划、流域规划等科研工作的实践，并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良好成绩。如1958年贵州、四川两省在省内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开展的全省性区域规划，先在省内划分若干经济区，确定各经济区的主要发展方向和骨干建设项目，然后分区进行布局定点的具体规划；此外，还参加了河北省按行政区进行的区域规划，以及吉林省通化地区的区域规划。在实践的基础上，经济地理工作者曾写出了《区域规划中的工业布点问题》、《区域规划与省内经济区划》等论文。1960年冬在长春召开的经济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还曾集中讨论过区域规划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农业区划方面，60年代初期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63年被列入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第一项重点科研任务；1964年国家科委召开全国农业区划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了以江苏为代表的省级农业区划经验，《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用严格的科学态度来领导农业生产》；1965年，又出现于以广东省东莞县为代表的县级农业区划典型。一时间，全国经济地理学界集中主要力量。广泛积极地投入了全国、省（市、区）、地、县级的农业区划工作，并力求使成果富于综合性、区域性和实践性，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区划，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之前，1958～1959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已曾组织力量，系统地探讨了农业区划的理论与方法，编写出版了《中国农业区划方法论研究》一书，全面阐述了农业区划的原则、种型、分级、方法和工作步骤，对农业区划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工业布局的研究在60年代上半期也有较快进展，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曾开展了华北地区钢铁、煤炭、化肥、纺织等工业部门的合理布局，及城市用水、中小城镇发展工业的调查研究；参加了东北、华北地区火电厂燃料基地选择的专题研究，总结了水利枢纽和水电站布局经济效果论证的经验；还进行了制糖、建材等工业布局因素与特点的研究。1965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经济地理学术讨论会，曾收到并讨论了有关部门工业布局的因素、特点和技术经济分析论证的不少论文。60年代三年调整后，少数经济地理工作者曾参加了内地若干工业基地建设条件的综合考察、评价和建设布局方案的规划论证工作。交通运输地理方面，有些经济地理工作者参加过河北省综合运输网规划、全国水运网规划、运输与生产力布局、港址选择、陆路交通自然区划，以及区域规划中交通运输布局规划等课题的研究，编写并出版了《中华经济地理志·中国经济地理总论·运输地理》、《中国河运地理》，以及《海上航道地理》等若干交通运输地理著作。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前段工作基础上，继续编写出版了《中华经济地理志》各个分册。这个时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地理工作者重视理论研究，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等问题，并在1961年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上海会议上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界开始摆脱前苏联经济地理学的不良影响，结合我国实际，开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论创见。基本理论上的突进，必然又会推动学科的进步。根据理论上的新认识，许多经济地理工作者又分别就经济地理学对自然条件、技术条件的评价问题，经济地理学一些分支学科如何为生产服务等问题，组织了全国性的专题讨论。之后，在《地理学报》上曾发表了有关自然条件经济评价问题的专论，标志着中国经济地理学在此类课题的理论与实践上，都有了新的提高。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成绩显著，但也还存在着学习外国有益的先进经验不够，有些实践工作不够踏实、理论总结尚嫌不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