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
战后，若干发达国家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个全新的规模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的逆过程开始出现。据统计，几乎4 000万（占全美国人口的1/5）的美国人因变换工作及其它原因，每年至少搬家一次，而人口的主要流向是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移居市郊或外围地带，这就是所谓郊区城市化。
郊区城市化的出现可追溯到30年代大危机时期。50年代后，由于特大城市人口激增，市区地价不断上涨，加上生活水平改善，人们追求低密度的独立住宅，汽车的广泛使用，交通网络设施的现代化等原因，郊区城市化进程加速。70年代初，美国费城、底特律、克利夫兰、波士顿，巴尔的摩、华盛顿诸城，新建住宅的80%分布在郊区。巴黎60年代后期共有320万个居住单元，其中200万个位于郊区。
以住宅郊区化为先导，引发了市区各类职能部门纷纷郊区化的连锁反应。首先迁往郊区的有商业服务部门。商业服务部门是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的，人口的向外迁移，势必使商业服务部门随之外迁。加上50年代以来零售商业的现代化，超级市场、巨型市场、购物中心纷纷出现，它们占地面积大，兴建在地价便宜的郊区更适宜。如芝加哥市1950年的零售商业职工，73％分布在中心市区，郊区只占27％。到了1970年，这个比例已经各占一半了。
在商业服务部门之后外迁的，是事务部门。各类事务机构历来是西方国家特大城市中心区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由于事务部门需要同各方面的人打交道，使事务部门的向心性比商业部门还要强烈。但自70年代后，由于城市中心地价太高，上涨速度太快，迫使某些事务部门向郊区搬迁。另外，现代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部分地取代了事务机关面对面直接接洽的业务，使事务部门有可能脱离闹市区，进入郊区。
在商业服务部门外迁的同时，工厂也向郊区迁移。现代工业越来越多地采用流水线作业，使占地面积增加，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中的土地成本上升，加上环境保护的压力，迫使工厂向郊区迁移。此外，卡车运输和公路系统的现代化，也为工厂在郊区集聚提供了便利条件。
70年代以来，一些大都市区人口外迁出现了新的动向，不仅中心市区人口继续外迁，郊区人口也向外迁移，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这就是说，整个大都市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人们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国外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之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逆城市化首先出现在英国。1961—1971年间，大伦敦人口减少0.8％，6个大都市人口减少1％；1971—1981年间，它们的人口又分别减少了10.1％和5.4％。在此期间，新城人口分别增加 28.5％和 21.2％，退休和度假城市人口增加 9％和 2.7％。美国出现逆城市化的时间稍晚。根据美国30个最大的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的人口统计，60年代有14个SMSA的中心城市人口出现下降，但有29个SMSA的总人口有所增长，表明美国当时正处于郊区城市化时期。70年代，有9个SMSA的人口出现下降，表明它们进入逆城市化时期，其中大多为东北部的老城市，如纽约、费城、底特律、匹兹堡、巴尔的摩等。这些城市人口下降固然同中产阶级郊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老化造成人口向西部和南部的迁移。同期美国西部和南部的SMSA大都市保持人口增长，从而使30个SMSA的总人口增长6.5％。
面对经济结构老化，人口减少，美国东北部一些城市在80年代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市中心衰落区，以吸引年轻的专业人员回城居住，加上国内外移民的影响，1980—1984年间，就有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等7个城市在市域内实现人口增长，出现了所谓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与此类似，英国大伦敦的人口在连续30多年下降后，于1985年起开始微弱增长，也出现了再城市化现象。
根据发达国家一些城市人口增长的周期变动，一些学者提出了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周期理论，即由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四个连续的变质阶段构成大都市区的生命周期。
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仍以乡村向城市移民为主
当代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特点，仍然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主。由于卫生条件改善，婴儿死亡率降低，加上农村经济增长赶不上农村人口增长，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失业，甚至饥饿，这一切推动大量饥饿的失业农民进城，希望寻找工作机会和较佳的生存条件。这种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现象被人们称之为生计城市化（Subsistence Urbanization）。这些人移入城市后，一部分进入内城贫民窟区，一部分居住在城市外缘的木屋区。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有限地发展了城市性格，另一方面继续维持了相当部分的农村规范和社群关系。在经济上，传统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出现了不少家庭工厂、乡里企业，农村集市也在这些城市里以摊贩的形式出现，给移民提供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就业属于非正式就业，因为这些作坊性的工厂、小家庭商店和摊贩实际接纳的劳动力大大超过其营业额所必须的劳动力，因而这是一种低度就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大。
当前，发展中国家不仅出现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而且由于大城市，特别是首位城市的吸引力，导致大城市数激增，首位城市人口膨胀，出现所谓过度城市化的现象。198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有119个，40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城市有22个，其数量均超过发达国家。随着首位城市的急剧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体系形成很高的城市首位度。1980年，阿根廷的城市首位度为9.57，秘鲁为8.61，墨西哥为6.13，委内瑞拉为3.54，埃及为2.67等。城市首位度大，一般地说，反映了这些国家经济、城市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很大。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协调本国城市规模体系的任务，通过发展中小城市，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例如，厄瓜多尔1980—1984年的全国发展计划提出要重点发展16个中等城市，以加强它们在城市子系统中的中心作用。肯尼亚于1970—1983年间，先后选择18个中小城市为增长中心，给予基础设施投资的优先权。泰国在1982—1986年的五年计划中，在三个最贫穷地区选择5个区域城市作为发展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