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建社会中期的城市发展
汉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城市的分布也以北方为主。东汉末期，北方军阀混战，黄淮流域遭到极大破坏。其后虽有魏晋时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北方地区接连受到边远地区游牧部落的侵占，经济又遭到极大破坏。与此相反，江南地区自孙吴以后，经济逐渐发展，至唐后期成为我国新的经济重心。所以从三国以后，南方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发展地区，南方的城市发展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过北方，这是本时期城市发展中的首要特点。
从东汉末年起至元统一中国，中国处于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循环之中。经过长达400年之久的封建割据，隋重新统一中国。隋代，全国有郡194个，是秦时的4.85倍，县1255个，较秦增加了50％左右。这意味着隋的城市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秦。隋的郡县比为1:6.5，大大小于秦的1:20，表明中间规模层次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从而显示中国城市规模体系渐趋成熟化。
继隋之后的唐代行政区划有重大变化，在郡之上设道，全国分为15道，道驻地通常为区域中心城市。这样，形成了以首都、道治、郡府、县城四级行政中心为主体的城市体系。这也是今天省、地、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的由来。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继战国时期之后，唐代大中商业城市再次大量出现。据统计，唐代城乡人口合计超过10万的大城市有15个，其中北方地区仅5个，即长安、洛阳、汴州（今开封）、太原、魏州；南方地区有10个，即扬州、成都、苏州、常州、杭州、湖州、会稽（今绍兴）、宣城、丹阳、广州。此外，还有一批数万人口的中等城市。
自秦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确立，首都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唐代长安也不例外。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称，长安所辖的长安、万年两县有近8万户居民。根据户和人口比例，约43万人。加上不列户籍的宫中人口、僧尼道、禁军等，估计唐长安城内外总人口约60万，这在当时世界上是规模最大的了。
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标志着唐代由盛转衰。唐末，著名古都长安、洛阳遭到彻底破坏，荡然无存，由此丧失了作为中国都城的资格。
继五代之后的北宋是一个蓄贫积弱、苟且偷安的朝代。但由于它统一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使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仍超过了唐代。北宋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人们甚至认为在北宋时期，产生了一次“城市革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城市商业空前发展，传统的坊市制被打破。早在二里头时期，中国就已出现了货币经济。但当重农的周王朝确立其统治后，商业就开始退居到次要地位。在当时的城市规划中，市场被置于宫城之后的一个特殊地域，设立市官，定时交易，超过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不允许的。春秋战国时代，城市商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限制，但不久秦汉重农抑商的政策重新导致固定的、僵化的城市市场管理制度。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城市居住区也开始模仿市场管理制度，里变为坊，四周环绕围墙，设置管理人员，定时出入。唐长安、洛阳两城的兴建，将上述坊市制度发展到顶峰。长安城居住区有108坊，其中市场仅分二市，各占两坊之地。尽管市场内拥挤不堪，营业范围却不能任意扩大。
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终究要突破坊市制的桎梏。唐代晚期，军阀割据，中央政令不行，在扬州、成都等商业发达的城市中开始出现夜市。五代时期，夜市进一步发展，致使宋太祖即位后不久正式下诏不得禁止夜市，于是，传统的市场模式的时间限制被消除了。北宋中期，又出现了破墙开店的现象，封闭的坊开始瓦解。这样，坊市制度就全面崩溃了。坊市制度的崩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商业由定时限地的古代型商业向全天的、不受地点限制的近代型商业转化，封闭的城市开始向开放型的城市转化。
（2）新型的城市型聚落——镇、市开始显现。我国的镇和草市均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最初的镇属于边地军事系统中的低级驻军单位。宋代，镇逐渐向地方行政系统转化，其中经济功能突出者，成为县城以下的城市型聚落，又可分为交通型、商业型、手工业型等不同职能类型。著名者如港口镇青龙镇，为今日上海的前身，制瓷手工业镇景德镇等。宋代的草市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附郭草市，本身属于城市的一部分，是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其中有些草市的面积还大大超过城的面积。另一种是农村中的周期市场，属于农村聚落。但当规模扩大后，可升置为镇或县。镇和草市的出现，使城市等级体系的层次更为丰富。
（3）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次出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北宋时，大中城市继续发展。首都开封城内的人口有近10万户，约50万人。由于当时城市的发展已突破城墙的范围，估计盛期时开封城内外人口有60万。较唐长安城增长1/3。加上十几万禁军、宫内人口、僧道、游民等不入籍人员，开封人口最多时估计接近100万，是我国有史以来可以较为确信的第一个百万人口城市。南宋是偏居江南的小朝廷，都城临安的人口少于开封，但估计仍可达70万人左右。开封和临安，在当时均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足以证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四、封建社会后期的城市发展
从元开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就再也未分裂过。元、明、清三代的统一局势，造就了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最为雄伟、辉煌的都城——北京。但是，从总体看，随着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元、明、清时期城市的发展未能在宋代的基础上取得全面突破，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如明清时的海禁政策，就阻碍了港口城市的发展。又如，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南宋都城临安市中心的商业非常繁荣，已形成中心商业区。然而，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却将皇宫置于全城的中心，并按《考工记·匠人》所述的“左祖右社”的思想布置了天坛和地坛，这种“皇权至上”的布局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利用城市规划来维护其最后的统治。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中的最显著特征是在一些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大量涌现。它们不同于以往由封建统治者出于统治目的而设的王都州府县城，而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按职能类型，这些市镇可分为手工业型和商业型两大类。手工业市镇又可分丝织手工业、制茶叶、制糖业、制烟叶、制瓷业、矿业等不同类型。有些手工业市镇往往同时也是商业中心。从空间分布看，工商业市镇集中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上。宋代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有71个市镇，明代增至316个，清代增至479个，平均每县分布8到9个市镇，构成四通八达、商品流通的市镇网络。
明清时期，大中城市也有一定的发展。除北京外，还有30多个大中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福州、武汉、成都、重庆、开封、济南、临清等。其中，广州作为明清实行禁海政策后的唯一对外开放城市，发展尤为迅速，至鸦片战争前夕估计人口达80—90万，成为仅次于北京的全国第二大城市。苏州则是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封建社会城市普遍为消费性城市的情况下，苏州已具备一定的生产功能。从城市的分布看，明清时期的大中城市大部分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江浙两省差不多占了全国的1/3，而整个北方仅占1/4。愈偏北和愈到内地，城市的发展就愈见低下。
明清时期，在一些工商业城镇中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却未能象同期的西欧城市那样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这就注定了中国城市要从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之上逐渐落伍。以首位城市的规模为例，19世纪初北京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百万人口城市，估计人口为110万，伦敦居其次，为95.9万人。然而到1850年，伦敦人口已达230万，大大超过北京（估计为165万人）。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的衰落愈见明显。直到本世纪20年代上海兴起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进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列。
五、近现代社会时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选集》，第589页）。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新技术和大机器生产的浪潮也波及我国，使我国城市的发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是，由于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下，城市化进程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又是十分缓慢的。据美国学者斯金纳的研究，1843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约为5.1％（不包括边远地区）。到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上升至10.6％，仅增加了5.5个百分点，同期世界城市化水平却增加了22.8个百分点。
近现代时期我国城市的发展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1）二元结构的城市体系。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打开闭关自守的大门，开始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从19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在沿海沿江城市中出现，随后波及东北和内地广大地区。尽管这些发展从本质上说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需要的，但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形成一批近代工商业城市，其中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重庆等城市迅速崛起，其地位逐渐超过邻近的苏州、北京、济南、成都等传统城市。由于上海等城市代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它们逐渐成为全国或大区的经济中心，并形成以它们为中心的商品生产、流通的经济网络乃至城市网络。另一方面，广大内地城市的变化不大，它们很少受现代经济的影响，其职能基本上仍起中心地的作用。这样，我国近现代城市体系由一元的，以各级行政中心城市为主体的结构，转向以近代工商业城市为一方，传统的中心地城市为另一方的二元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中，近现代工商业城市居于统治地位。
（2）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区域差异明显。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新兴城市，它们多为矿业或工矿业城市，如抚顺、鞍山、本溪、唐山、焦作、大冶、萍乡、玉门等。由于我国煤铁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使新兴城市也多位于东北及华北地区。这样，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城市主要在南方发展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北方再次成为城市的主要发展区，其中东北成为我国近现代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东北地区原来人烟稀少，19世纪后期，清政府废除对东北地区的移民禁令后，人口才有显著增加。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初，东北人口增长了3倍。由于东北资源极为丰富，成为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30年代，东北沦陷后，日本试图变东北为其附庸，在东北广泛筑路开矿设厂，从而形成一系列大中城市。40年代初，沈阳人口接近百万，长春人口达80多万，哈尔滨、大连人口超过70万，加上抚顺、鞍山、本溪、吉林等城市，形成工业-城市密集带。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垮台，这些城市的人口急剧减少。
资本主义在南方的发展主要是在条件较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其中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发展尤快。如上海，鸦片战争前人口仅为10多万，1949年人口增至545万，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其它如武汉、重庆、南京、广州也先后成为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在长江三角洲，还形成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组成的城市密集带的雏型。但是，在很多交通不便，又没有什么特殊资源和外来经济条件刺激的地区，城市发展不快，甚至有所衰落，与内地偏远地区城镇的情况相似。
广大西部地区是近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最落后的，除了在抗战期间部分城市的发展受到短暂刺激外，由于缺乏现代经济的支撑，绝大多数城市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从城市职能到空间结构基本保持前工业社会城市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