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中、小城市发展重点的争论虽然也涉及到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但主要的分歧还是在城市经济效益上。
城市有没有最佳规模或合理规模呢？在理论上是有的。城市经济学家巴顿给出了城市规模的成本效益曲线。
图中AB是平均效益曲线，表示由于城市规模扩大而增加的平均每人的效益从开头迅速增长，后来上升趋势减弱，最后下降。MB是边际效益曲线，表示城市每增加一个单位成员应有的效益。AC是城市平均生活费用曲线，它随城市人口增加，城市面积扩大而趋于上升，但在人口极少的情况下，开始可能有些下降，MC是边际费用曲线。P1是城市最小合理规模，人口少于P1的城市是不经济的。P2是城市生活每人净效益最高时的规模，AB与AC之间的差最大，对现有的城市居民是最理想的规模。但这时MB>MC，城市人口仍然要增加。P3是城市所得到的总的纯效益达到最高时的规模，这时的社会效益最高，对决策者最理想。但这时AB＞AC，对个人来说，只考虑平均效益，因此人口可能继续迁入。P4处于AB=AC，这时如不能制止人口增加，城市就要超出最佳规模的上限而不经济。
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模型中的曲线形状不是很确定的，所以P1，P2，P3，P4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值。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相当数量，由于人口密度过高，效益下降时，人口会扩散，使人口密度下降，城市地域扩大，这时会产生新的费用/效益曲线，产生新的交点。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已证明，城市合理规模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不同的评价角度和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最佳规模；最佳规模是时间的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技术水平在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及价值所构成的标准也随之变化，相同的标准也会得出不同的最佳规模。因此，对于某一特定的城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根据其具体条件，研究其合理规模是有必要的，而一个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城市最佳规模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
我国城市规模与工业经济效益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①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我国城市按人口平均和按工业职工平均的工业产出水平确实存在着逐级提高的总趋势。这种趋势反映在：各规模等级城市的人均和职均产出的最低下限值基本上随规模等级的提高而提高；分布在平均效益值以上的城市的概率随城市规模等级而逐级提高；不同规模等级的人均产出和职均产出基本上随规模等级逐级提高。②单个城市的产出水平和城市规模之间在统计上是一种弱正相关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表7－5）。
表7-5 城市人均产出、职均产出（r）与城市规模（x）的一元回归结果
以上两点对于正确理解城市的规模效益是缺一不可的。看不到第一点，就会否定大城市的经济效益一般来说确实比中小城市好，从而片面强调发展小城市和乡镇企业。看不到第二点，就会把大城市相对较好的效益优势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从而片面强调发展大城市，认为城市越大越好。这两种倾向都是不足取的。
中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证明，影响中国城市间工业经济效益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城市规模，而首先是城市职工拥有的固定资产值（即投资强度）和城市的工业结构（表7-6）。城市规模因素在影响城市职均工业净产值的七个因素中排在第5位，对城市百元资金利税率的影响力排在第2位。城市规模因素对城市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力在不同地区间也有很大差别，在边远地区列七个因素中的第1位，在内地居第4位，在沿海地区降到第 5位（表7-7）。
表7-6 中国城市经济效益与七个因素多元回归的标准回归系数
表7-7 三个地带城市职均产值多元回归结果
总之，关于大、中、小城市发展重点的讨论，很多是在定义概念、分析方法、约束条件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单就“要不要发展大城市”，“要不要发展小城镇”来说，各家所言都有合理的成分。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永远是由大量不同规模的市镇组成的。处在城市体系不同层次的大、中、小城市都有各自特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过30年缓慢的城市化过程后，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一样，进入了全面迅速增长的阶段，各个规模等级的城市都要有大的发展，它们的发展不应该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和互相联系的。小城市的发展就包含了成为中等城市的因素，中等城市的发展也包含了成为大城市的因素，大城市的发展也会带动中小城市。
但是，如果用小城镇的发展来排斥大城市的发展，或把大城市的发展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用它来排斥小城镇的发展，那么他们的道理都不足以说服人。
各种观点的争论不管多么对立，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尽管改来改去，但是其思维的框架都是相似的，都是在城市规模的框框里转圈子，不是发展这个规模等级的城市，就是控制那个规模等级的城市，可以称之谓“城市规模政策”。用单纯的规模政策作为国家城市发展的总方针或基本方针，来指导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城市发展难免带有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