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城市规模发展政策的讨论
在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西方曾经热烈讨论过城市最佳规模的问题。我国在80年代也在讨论类似的问题：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什么规模的城市？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一、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来龙去脉
早在1945年，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国政府》一文中就正确预言“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毛主席讲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市化过程。当时他把建设大城市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和城市化过程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的城市建设方针是“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时围绕着156个重点项目的布局，被确定为重点建设的新工业城市如太原、包头、兰州、西安、武汉、大同、成都、洛阳等很快都发展成大城市或特大城市。
从5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60年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苏关系、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都很紧张。出于对国际严峻形势的估计，毛泽东的城市思想发生了变化。从开始的“集中”发展转向“分散”发展，开始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镇”。显然，这种思想是国家处在“备战、备荒”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从50年代后期到1976年间，国务院和国家建委一再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搞小城市的方针。实际上，这些方针也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在困难时期和“文革”期间，连城市规划工作也被停止了，城市处于乱占乱建的状态。新建工业区以那时的大庆为榜样，不搞集中的城市，“三线”工业则强调进山、入洞，否定用城镇形式来组织工业。整个六七十年代城市人口反向流入乡村，大城市发展极为缓慢，小城市也没有发展起来，建制镇的数量还有所下降。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中国城市的复兴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财政赤字，消费品短缺，人口生育高峰和知识青年回城高潮叠加，城市就业压力巨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不足所累积的后果日益显露，尤其是大城市，各种“城市病”全面爆发。1978年全国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把“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正式确立为国家的城市建设方针。
1978年以后，国民经济进行了几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目标是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压缩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规模，压缩长线产品生产，这使许多重工业中心和综合性大城市因调整而一度经济不景气。相比之下，一批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脱颖而出，成为“明星城市”。农村经济改革也要求小城镇长期萎缩的局面彻底改变。于是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补充了对中等城市的对策，把“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作为国家的城市发展总方针。定义市区非农业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为大城市，20—50万的为中等城市，不到20万的为小城市。
随后，城市发展方针被纳入城市规划法中。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