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大约6 000～7 000年前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谷地，即今伊拉克境内，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称苏美尔文明）。依靠充足的灌溉水源和犁的发明，农民生产了超出他们家庭所需要的食物，剩余的谷物开启了城市发展的大门。但是，他们的灌溉技术并不是可持续的，水坝和运河渐渐淤塞，河水漫灌和盐分累积使土壤逐渐失去肥力。美索不达米亚人没有机会来阻止环境的退化。由于技术不足以及频繁受到入侵者的袭扰，他们忍受着巨大的生态灾难的煎熬，文明因而走向衰亡。
希腊人和罗马人同样没有摆脱这种命运。当文明在东端新月形区域湮灭时，地中海盆地大部分地区森林茂密，乔木由松树、橡树以及其他叶厚而抗干旱的树种组成，植物生态学家称之为硬叶林，水分条件也较好。据记载，当第一批定居者到达科西嘉时，那儿的海岸还是树木参天，船只的桅杆甚至被伸向海中的巨大树干击坏。在地中海森林荫护下，这一地区土壤肥沃，后来一度成为罗马帝国的谷仓。古希腊人首次改变了这一景观。迫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很多森林被砍伐以满足对木材、薪木及木炭（用于制陶等生产过程）的需求。森林的更新又为土壤侵蚀和山羊所阻碍。山羊被称为“有角的蝗虫”，它们能够适应极其恶劣的生态环境，啃食一切可吃的东西。柏拉图曾这样描述雅典周围地区：“现在剩下的和过去存在过的相比，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病人，所有土地上的脂肪和肉都消耗尽了，剩下的只是赤裸的土地骨架。”
罗马人对地球则持有一种占有观。他们认为地球是智人的财产，可以按人们所希望的任何方式来开发利用。在罗马帝国时期，受罗马农业生产系统的推动，森林砍伐从东部土耳其的加利利山地和陶鲁斯山脉，一直蔓延到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在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的斗兽游戏中，成千上万的动物死去，一些大型动物如狮子在希腊和上埃及绝迹。在罗马人的思想中，美和功利紧紧维系在一起，罗马的社会伦理中丝毫没有“保护”二字，他们以通过努力创造的“第二自然”为骄傲。老普林尼（Pliny，23～79）曾写道，人类有时滥用他们的母亲──地球。但他和大多数罗马人一样，仅仅将这种滥用看作是使用智慧的一个失误。这样，罗马帝国赖以维持的生命支持系统逐渐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