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否定苏联专家建坝治河方案
2001年，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大庆。生于1911年的水利系教授黄万里恰好与清华同年，8月20日，系里的师生们在一间会议室为病重的他举行了生日聚会，寿辰仅仅过去7天，90高龄的黄教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与癌症抗争了17年后溘然长逝。如果说他的一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长书，那么贯穿始终的主题必定是治理江河，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章，关系着他一生荣辱的重要转折，就是三门峡。
三门峡狭窄的河床和湍急的水流一直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到了20世纪，这却恰好成为拦洪建坝的有利条件，河床狭窄，便于截流，水流湍急，建坝后利于发电，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人门、神门、鬼门的岩石岛结构又成为拦河建坝的最好基础。120人的黄河考察团在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后，苏联专家组长科洛略夫认为：“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在那样一个年代，这句“老大哥箴言”，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于是，同年夏天，人大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6月，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讨论苏联专家的方案。在几乎众口一词的赞美声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微弱却十分坚决的不和谐音，这来自两个书生——正当盛年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技术员温善章。
黄万里毫不客气地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规划，他认为，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会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而根据“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河清”只是一个浪漫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温善章的335米“低坝”方案，提出三门峡水库应以“滞洪排沙”为主，汛后蓄水发挥综合效益，大坝底孔应尽量放低加大，排沙出库，少淹地，少移民。
黄河是条多泥沙的河流，跟前苏联的河流不一样，他们的专家并没有泥沙河流治理的经验，正如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所说的：“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而与此配合的是，在那个相信人定胜天的年代，我们的一些专家热情地提出以“水土保持”的方式保证上游减沙，从而解决泥沙淤积的计划。他们给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数据：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到水利枢纽运用50年之后，可减少100%。
1958年，在黄万里等人的努力和周总理的争取下，三门峡设计方案作出了降低水位的让步——大坝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蓄水控制在340米；大坝泄水孔底高程从320米降到了300米——而这两点直接关系着淹没和迁移人口以及能把多少泥沙冲出去。
1960年，三门峡工程捷报频传，大坝基本建成，9月开始蓄水。而这之后，黄万里所预言的灾难也开始一一应验。在1年多的时间里，库区内泥沙淤积成灾，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翘尾巴”已直接威胁西北经济中心西安，关中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八百里秦川”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
1962年，水电部在郑州召开会议决定，并经国务院3月20日批准，水库的运用开始从“蓄水拦沙”转向“滞洪排沙”。汛期尽量泄空水库，暂不考虑发电和灌溉，只保留防御特大洪水任务。此后库区淤积有所减缓，但由于水库导流底孔被堵，库区淤积“翘尾巴”现象仍在继续发展。
1964年，经过一场关于三门峡大坝是否要改建，以及如何改建的争论，周总理在总结报告中说：“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他提出了两个确保，即确保下游、确保西安。于是，三门峡大坝第一次改建，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即“两洞四管”方案。
五年后的1969年，大坝第二次改建，将原坝底的8个排水孔全部炸开。这些12年前黄万里坚决请求“切勿堵死，以备它年泄水排沙起减缓淤积的作用”的泄水孔，后来依然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死死堵上了。而此时为了将它们一一重新打通，付出的是每个孔人民币1000万元的代价。
因为公开反对三门峡工程，又在1957年“引蛇出洞”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发表了《花丛小语》，黄万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分子。而这右派帽子竟一戴就是23年。
1971年秋，鄱阳湖清华大学农场因血吸虫病肆虐停办。仍戴着“右冠”的黄万里教授被安排到三门峡大坝工程接受继续改造，在这里度过了6年时间——“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就是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80年代，他又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完成了一系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高水平论文，1989年，黄万里以78岁高龄，应邀在美国12所大学作巡回演讲，1998年长江洪水后，87岁高龄的他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此时他已身患癌症多年，历经四次手术而大难不死，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黄万里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1932年，黄万里以优异成绩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专业是铁路桥梁工程。中国江河的大洪水让22岁的黄万里毅然放弃了桥梁工程师的职位，立志出国改学水利。1934年，黄万里赴美，1937年，以博士的身份归来。26岁的黄万里学成归来后拒绝了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和北洋大学送来的聘书，他的理由是：他是公费留学，花了老百姓的钱，他要亲身参与中国的水利事业，不欠黎民百姓的钱。
他临终亲笔写下这样的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8-8手笔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