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自然资源的属性
①稀缺性 任何“资源”都是相对于“需要”而言。一般说来，人类的需要实质上是无限的，而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了“稀缺”这个自然资源的固有特性，即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要在数量上的不足。这是人类社会与自然资源关系的核心问题。
②整体性 从利用的角度看，人们通常是针对某种单项资源，甚至单项资源的某一部分。但实际上各种自然资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整体系统。人类不可能在改变一种自然资源或生态系统中某种成分的同时，又使其周围的环境保持不变。
③地域性 自然资源的形成服从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因此其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自然资源总是相对集中于某些区域之中。在这些区域里，自然资源的密度大、数量多、质量好，易于开发利用。相反，必然有某些区域自然资源分布的密度小、数量小、质量差。同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工艺条件也具有地域差异，自然资源的地域性就是所有这些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④多用性 大部分自然资源都具有多种功能和用途。例如一条河流，对能源部门来说可用作水力发电。对农业部门来说可作为灌溉系统的主要部分。对交通部门而言则是航运线。而旅游部门又把它当作风景资源。森林资源的多用性表现就更加丰富，它既可提供原料（木材），又可提供燃料（薪柴）；既可创造经济收入，更有保护、调节生态环境的功能；既可提供林副产品，又是人们休息、娱乐的好去处。自然资源的这种多用性在经济学看来就是互补性和替代性。
⑤变动性 自然资源加上人类社会构成“人类—资源生态系统”，它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这种变动可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正的方面如资源的改良增殖，人与资源关系的良性循环；负的方面如资源退化耗竭。而有些变动是一时难以判断正负的，可能近期带来效益，远期却造成灾难。人类应当努力了解各种资源生态系统的变动性和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预测人类—资源生态系统的变化，使之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⑥社会性 “资源是文化的一个函数”，因此在强调它的天然性的同时，也说明了它的社会性，这里要特别说明由于自然资源中所附加的人类劳动而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当代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或多或少都有人类劳动的印记，人类“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它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和气候，人类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人类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逝”（马克思）。今天，在一块土地上耕耘或建筑，已很难区分土地中哪些特性是史前遗留下来的，哪些是人类附加劳动的产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史前的土地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深埋在地下的矿物资源，边远地区的原始森林，表面上似乎没有人类的附加劳动。然而人类为了发现这些矿藏，为了保护这些森林，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附加劳动是“合并到土地中”了，合并到自然资源中了，与自然资源浑然一体了。自然资源上附加的人类劳动是人类世世代代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晶，是自然资源中的社会因素。
（3）自然资源概念的动态
离开了人类、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谈自然资源就毫无意义。自然资源从本质上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一种价值判断与评价，是以人类利用为标准的。正是人类的能力和需要，而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存在，创造了资源的价值。
所以对自然资源的看法随着知识的增加、技术的改善、人类需求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而随时变动。虽然地球的总自然秉赋本质上是固定的，但资源却是动态的，没有已知的或固定的极限。迄今的资源利用史一直是不断发现的历史，对基本自然资源的定义在不断拓展。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所知的资源不多，天然可得的植物、动物、水、木头和石头是那时的全部基本资源。将原始植物采集者转变成农民的新石器革命，以及后来在苏美尔、埃及和中国产生的以金属为基础的技术，即扩展了人类的自然资源领域，又开始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变化的累积过程。此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产生了对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新需求，这又反过来刺激技术革新，并导致对自然环境要素有用性的重新评价。然后，技术和经济的变化又影响社会结构，如此循环往复。
文化组群空间分化的结果是，即使在同一时间期，关于基本自然资源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定义；在一种社会中具有很高资源价值的东西，在其他社会很可能只是“中性材料”。评价资源的方式在空间上也千差万别。然而，现代通讯系统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有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已使金属和能源矿产的定义显著地趋于一致；现在这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需求来定义的。迄今占优势的资源价值评价很少考虑诸如景观和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的环境质量资源。现在已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要素的文化意义在各社会之间显著不同，对那些满足美学需要的资源所赋予的价值或优先权，与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大有关系。
较容易说明的是矿产资源概念的动态性。历史上的技术革新，从原先无价值或未利用的自然物质中突然创造出各种资源。例如，由于1886年霍尔-埃鲁① 电解精炼过程的发明，使得铝的商业性萃取成为可能，于是铝矾土取得其资源地位。更近的事是核动力的发展，无论是军事目的或用于发电，都创造出铀矿的资源价值。然而，对这一点不能强调得太过分，因为知识和技术技能仅仅创造出一些机会，它们并不是决定性的力量。此类机会实际上能否被抓住，首先取决于对最终产品需求的强度，其次取决于组织经济系统的方式，再次取决于对维持已建立技术起作用的既得利益。例如，从可更新资源（潮汐、风、太阳）中产生可用能源的技术已经存在，但还无法保证它们会被采用。
同样，自然界中的环境质量资源也是动态的，其动态虽然不直接伴随技术和经济条件，但与人类价值、渴望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环境保护主义者”理想的加强，主要是对所感受到的工业化“病态”的反应，而这种感受的根据是人与自然交流的分离，生命支持系统的扰动，或者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这些因素都间接地影响到人类对环境质量资源的看法。环境价值看来从来不是静态的，而是响应于世界经济循环的起落或升或降。随着世界持续增长期（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的结束，新技术的效应和工业扩展步伐的效应所涉及的代价得到更加清楚的认识。此外，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足，他们才有能力将注意力转向非物质的价值。
虽然在个别社会中，对自然保护、景观的重要性或对河流和大气的质量，会有某些广泛认同的概念，但对特定的环境组分却不一定有一致的价值判断。对某个人可能是具有真正重要价值之资源的组分，对另一些人则可能是代价高昂的障碍因素或者是毫不相干。例如沼泽地的积水地段，生态学家和鸟类看守人会看成是至关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农民会看成是降低农业生产力的讨厌之处，而对失业的城市居民来说则根本不相干。正是这些价值判断的区别，成为当前关于环境资源之利用和配置有如此众多冲突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