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国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宗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逐渐产生影响。道教认为名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所以教徒们上山修道，以求得道成仙。佛教则要求信徒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通过潜心苦修求得解脱。出于教义与修身养性的目的，他们把名山胜境作为超脱尘俗的“仙山佛国”，看成进行宗教活动的理想场所。道教、佛教与自然神崇拜的主要区别，前者是崇拜人神鬼神，后者是崇拜自然神。“天下名山僧占多”，教徒们占名山胜境，是进行宗教活动，而不是崇拜山神和水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游览名山大川已成为士大夫、文人的新风尚，自然山水开始成为人们独立的游览审美对象。热爱名山大川、寄情山水的诗人、画家、士人、官宦、僧人和道士们常常集结于名山胜水之间，欣赏山水，清谈玄理，吟诗作画，建设寺观，参禅悟道，结成朋友。可见，中国名山风景的开发和建设，一开始便有许多有文化素养的人士参与，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容。优美的自然风景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于是悟之于胸，发之于笔墨，开创了中国山水文化的新纪元。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山水诗，在中国绘画史上诞生了山水画派。山水诗和山水画，都是作者游览名山大川与自然山水神交情合的结果。如山水诗奠基人谢灵运即以纵情遨游名山大川而出名，山水画家宗炳，更是“栖丘饮谷”30多年，竟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由于他的心灵与山水融为一体，所以有深刻的审美体验，达到出神入化的畅神境界。使审美主体进入山水审美的自由王国，从而获得自然美的最大享受。
名山大川的功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完成了从自然崇拜到宗教与审美的伟大转变，并产生了崭新的山水文化，包括：山水美学、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文学、山水园林、山水音乐、风景建筑、宗教文化、山水地理以及有关山水的哲学思想等。风景这一名词及概念也是从这一时期产生的。山水风景在人们，尤其在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唐宋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宗教隆盛，文人学士游览名山大川，群众性的朝山进香和游览风景名胜活动相当盛行，这就大大促进了名山大川的建设，不仅有寺庙、宫观等宗教建筑，而且有许多书馆、书院、亭阁及摩崖石刻等文化景观点缀在自然山水之间。即便是寺庙、宫观，也无不渗透着山水文化的光彩。不少文人、名士、学者、官宦及旅行家，为追求自然山水之美而踏遍天下名山大川。他们情寄山水，触景生情，发之于笔墨，著之于文学，再现于书画，把山水文化推上了历史高峰，在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不在宗教文化之下了。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以“一斗百篇逸兴豪，到处山水皆故宅”的豪情逸趣，浪迹天下，为名山大川写下大量不朽佳作。李白的诗因得灵于名山大川，显得博大瑰奇；壮丽的河山亦因李白的诗而更加绚丽多彩。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飘游四方，但他热爱祖国山水，见到名山大川就兴高歌咏。他深得长江之壮美，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钟爱西湖之秀丽，写下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绝世佳作。苏东坡不仅热爱山水，在他做地方官时，还带领百姓先后疏浚建设过三个西湖，把水利工程与风景建设结合起来。今天杭州西湖的苏堤和广东惠阳西湖的苏公堤便是当年的杰作。
宋山水画家郭熙对真山水的观察欣赏非常深入，他在《山水训》中总结了一套观赏山水的理论和方法，如“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意思是远看把握山体的宏观形态，近看要仔细观察山石的本质特征。他还提出不同季节人与山水环境的感应关系，从而产生不同的美感和情感。在中国山水画论中，对山水风景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关系作了生动贴切的比喻，“山之体，石为骨，林木为衣，草为毛发，水为血脉，云烟为神彩，岚霭为气象，寺观村落桥梁为装饰也”。这对我们在名山大川建设中处理自然与人文景观关系仍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