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分析城市化的动力结构，是探讨城市化机制的核心课题。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正如城市化的概念一样，各个学科有不同看法。
经济学人士认为，城市化的原动力就是资本的积累和循环，整个城市化过程就是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在城市地域上的体现。这一观点现已被西方城市地理学中激进学派所接受。
社会学人士认为，城市化的动力除经济原因外，人类精神、个性解放、政治状态等非经济原因也都是城市化的动力。
城市地理学在分析城市化动力时，首先注意问题的空间性，从地域秩序入手分析。如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mann）在对美国东北沿海地区城市化分析中，提出了“集中分散”、“集聚”、“优势度”等城市化的动力过程。但这些阐述没有涉及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本质。因此，现在转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化与城市化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近代城市化始于工业革命。19世纪是工业革命在欧美国家迅速传播的时代，工业革命造成了城市的大量发展。韦伯在分析19世纪欧洲城市化时认为，人口在城市中的日益集中是经济增长和差异化发展的“自然结果”。由于农业生产中的机器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被替换下来的农业工人为寻求就业而流向城市。他认为“经济发展，或孤立的社会与经济团体的结合，需要一部分人口在商业城市中集中。同样地，作为乡村经济向世界经济转变的工业社会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市场的扩大促使制造业集中”。按照这种观点，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所产生的劳动力分工在空间上的反应。
那么，工业为什么会向城市集中？工业的区位过程与城市化又有什么关系？斯科特（AScott）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斯科特称整个生产系统的核心是劳动过程，即工人使用劳动工具进行商品生产时的实际操作过程。在不同劳动过程中存在各种连接方式，假设有上下联系的两个不同类型的劳动过程，纺纱和织布，它们可能是在独立的生产单位中进行的，也可能在一家公司内进行，前者称之为竖向分离，后者称之为竖向结合。企业采取何种方式，取决于各自的平均成本函数。竖向结合产生于以下条件：①可得到技术经济的场合，如钢铁联合企业；②出于扩大企业管理效率的目的；③打破生产投入产出过程中的瓶颈。竖向分离则出现在以下场合：①寻求单一产品的规模效益；②防止企业管理中的矛盾；③降低劳动成本。
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化大生产转化的过程看，除个别部门如钢铁、化工等外，更多出现的是斯科特称之为竖向分离的过程。但是，劳动过程的竖向分离，并不意味企业的生产完全独立进行。恰恰相反，由于劳动过程的相互依赖性，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大大增强，从而导致一个更为复杂的生产网络的出现。由于厂家联系的空间成本，使企业在区位选择时有向着中心企业汇集的倾向，其结果产生生产集聚的景观。如英国伯明翰的枪炮制造业，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城市中心商业事务区的办公事务服务也属于同样性质。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空间极化过程。在极化过程中，其它集聚效应开始出现。随着一个极化的工业综合体的出现和发展，基础设施和交通服务的成本不断下降，能满足当地需求的劳动市场形成，集体消费项目在城市中兴建，有助于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私人和社会开支。由于集聚经济如此明显，以致企业通常和城市联在一起，而不是形成单独的、高度专门化的工业综合体。这样，在城市中形成多重生产体系，如洛杉矶的服装业、航空业、电影业，这些部门很少有直接的功能联系，但它们都能从加强地方集聚效应中得到好处。斯科特提出以上分析是“后韦伯”工业区位活动的解释，即任一地点区位的优点或缺点，与其说是先天给予的，不如说是企业本身内部生产与组织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
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工业朝着自动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业部门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时代已告结束，城市发展对工业发展的依赖程度减轻。但是，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对于城市发展的主导地位依然存在，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这是因为，世界上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仍占少数，而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欠发达地区要想全部实现工业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正在起步，科研水平和工人技艺都有待提高。生产的自动控制和科学管理远未全面铺开，许多企业内部生产工艺的集约化程度还比较低。在这些国家，工业仍是吸收农村剩余人口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工业化主导城市化的过程正处在上升阶段。即使在已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工业仍然是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之一，城市成长的有力方式仍是工厂企业的发展。所以，现代化工业向城市，特别是小城市集聚的倾向仍在延续。
2.第三产业与城市化
日本地理学家国松久弥认为，现代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第二和第三产业集聚行为所进行的过程。随着发达国家工业现代化后，工业化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减弱，第三产业在城市化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城市中第三产业的发达，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工业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现代条件下，整个社会的生产流通容量在加大，市场交换的频率在加快。企业在这样的条件下组织生产就需要想方设法提高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地为用户服务，以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因此，企业对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也就不断提出新要求。例如，生产运作，要求有金融、通讯、运输、研究机构的协助，产品流通，要求有批发、零售、仓库、广告等行业的配合。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体制的国际化，跨国公司数量猛增，已成为战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的显著特点之一。由于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而廉价的劳动力，跨国公司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从而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这一分工的特点是管理部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管理部门，包括公司总部、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仍然留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大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国际扩散而来的是服务业的国际扩散，全球性的金融网络出现，它们进一步刺激了城市中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除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之外，城市居民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性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求有物质消费，也要求有文化消费、精神消费。这些要求，刺激城市迅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服务性行业，如零售饮食、社会保险、文化娱乐、体育卫生、文化教育、房地产等。
尽管自动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第三产业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但第三产业的特点是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这就使得第三产业不可能像工厂那样大规模地郊迁。而且，第三产业的门类众多，手工操作比例仍然很高，只有在城市中才能找到所需的大量的不同性质的劳动力。由于第三产业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现代城市的主要就业部门。经验还证明，城市规模越大，第三产业在就业中占的比例一般也越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还将继续提高，企业对生产性服务和居民对生活性服务都将提出更精细更全面的要求。所以，第三产业在城市中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3.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以上我们具体讨论了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这里探讨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一般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兰帕德（E.E.Lampard）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第三卷中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历史”的文章，指出，“近百年来，美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阶段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1965年美国地理学家贝里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解释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导出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他的这一工作也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根据1981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资料，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加权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总值与其相应的加权平均城市化水平之间确实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相关关系（表4－l），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的国家一般城市化水平也高。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得出结论，两者之间成正比例关系。
表4－1 1981年不同经济类型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
为了证明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曾就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其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作过分析。周一星、许学强的分析分别采用137个国家和151个国家的资料，最后得出的结果完全一样，证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着对数曲线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6和0.81。即城市化水平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又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趋缓。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曲线可以分为三段：对发达国家来说，当前已进入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阶段，因此用城市人口比例表示的城市化水平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不存在着显著相关；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到 5 000美元左右），由于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最高；对低收入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绝对差异不大，但是所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