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1904年），经北洋大臣袁世凯会同山东巡抚周馥奏准，在济南自开商埠，奏文称：“济南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在又为两路（胶济、津浦）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运输至为便利，亟应援照……开埠成案，以期中外商民咸受利益”。勘定商埠界址在旧城西关外，东起十王殿，西抵大槐树，南到长清大路，北以铁路为限，南北长2里，东西宽5里。商埠选在旧城西部，同样是济南西部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因为南有群山，地势崎岖不平，北为沼泽，又限于黄河，难以扩大市区，开辟商埠。而城西水陆交通方便，地势平坦，面积广阔，是理想的开埠地区。至1916年，商埠建成区的范围为经一路、经二路、纬一路至纬五路，人口达到15万。以后又向西展至纬十路，向南展至纬七路。到1921年，人口达到20万。津浦、胶济两线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埠的推进方向。宣统元年（1909年），以修建一大马路和二大马路可以看出东西街市平行于津浦线，由近而远，从北向南的推进次序。同时受东西老城区的制约，从纬一路开始，渐次修建纬二、纬三……纬十路，可见纵向街市以老城区为基点，由东向西推进。从总的方向看，则表现为从东北向西南推进。“千余年来古坟荒郊之草地”，迅速变成建筑华丽，马路纵横，中外商人渐藏于市的繁华世界。津浦、胶济两线是支撑济南老城和商埠的杠杆。因此，商埠区、老城区和铁路线之间的地段，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商民聚集区。商埠区和老城区之间的地带，在抗日战争前夕，已完全连成一片。“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嗣后开辟了南商埠和住宅区。到建国前夕，市区建成面积为23.2平方千米。建国后，城区除继续保持沿胶济、津浦线推进的趋势外，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区拓展以东部为主要方向，因为东部的土地面积比较广阔。
今天济南的建成区面积已10倍于老城区，主要市区在胶济铁路、京沪铁路以南和京沪铁路以东、以北地区，形状极不规则。因为它以铁路为骨架，铁路伸延的方向，也就是市区扩展的方向，城市的形状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不规则形。
武汉三镇原有三城，明代中叶以后的武昌城接近南北向的长方形，汉阳城接近圆形，只有汉口堡城仅有西北城垣，而缺失东南城垣，谈不上是什么形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长江航运的发达，武汉三镇的地位迅速提高，尤其是汉口更后来居上，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镇之一，市区扩展与日俱增。
明代曾对武昌城，汉阳城扩建、修葺，使武昌城囊括蛇山，汉阳城地跨凤栖山东部，但最突出的扩展是汉口的崛起。明代中叶，汉水自郭师口直冲入江，汉水主泓改经龟山北麓，使汉口的交通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汉水南道的大部分仍以湖泊（月湖）形态存在，在月湖入江口与汉水入江口之间的滨江地带，靠近汉口港口，成为船舶舟楫停泊之所，逐渐发展成为城区。汉口在明洪武年间还是一个荒无人烟的芦洲，在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以后短短数十年，就发展成一个拥有数千人口的商业集镇。汉口市区顺长江、汉水沿岸的自然堤伸展，并向西北方向推进。汉水改道也对武昌城区产生了间接影响，因为汉口港口条件改善后，商舟多泊汉口汉阳。尤其是明末鹦鹉洲被冲蚀掉，更使武昌的港口条件丧失殆尽，遂导致了南市的衰落，但南市地域仍为武昌市区的一部分，鹦鹉洲、金沙洲上的建筑则沦于江流。清初在武昌城北开凿新河，企图以此来挽救武昌业已丧失的港口条件，又导致了塘角市场的兴盛，使武昌城区自草埠门外沿长江之滨向北推进到今三层楼一带。清初在靠近汉阳的江面上，新淤成一个洲（即新鹦鹉洲），后来修筑拦江堤，它被拦隔在堤外，与河漫滩连接在一起，逐步演变为汉阳城区的一部分。
汉口城区的扩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明末崇祯年间在汉口上起硚口、下至堤口（即今长堤街）一线修筑袁公堤，消除了来自汉水硚口上流的洪水威胁，民居市肆迅速集中，到鸦片战争前汉口城区已延及袁公堤内，面积约11.2平方千米。后来玉带河因泥沙淤积，阻塞不通，当地居民便架屋其上，使原玉带河河面也成为城区的组成部分，城区继续向西北扩展，最终导致了汉口堡的撤除；1905年修筑张公堤，自广福寺至岱家山，全长30余里，防止了后湖水向汉口城区的倾泄，使堤内数万亩洼地变为良田，为汉口城区继续向西北方向扩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汉口城区又得到很大发展。到清末民初，汉口城区已扩展到28平方千米，其中包括方圆数千亩的原租界区。当时的租界区位于汉口镇以下沿江七八里的地方，本为田野荒地，在设立租界的数十年间，迅速演变为新的市区。
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仍，武汉城区没有大的扩展，甚至原有城区还有荒废现象，如武昌徐家棚一带，曾辟有公路，但到建国前夕已荒草没胫。建国后，武汉的城市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区才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规模和态势。从整体上看，武汉城区的主体呈微微北偏东的大十字形，长江沿线城区与汉水及其延伸线武珞路，珞瑜路沿线城区在龟蛇二山附近交叉。武汉城区这种格局是由于城区顺长江、汉水沿岸伸展所致。宋代著名的南市就是在武昌城南沿江伸展的，后来由于新河的开凿，武昌城区又自武昌城北门外起沿长江之滨延伸到三层楼一带。汉阳南郊的两湖一路、两湖二路、两湖三路、新五里等街巷名称的命名，就是汉阳城区沿长江之滨向南展布的生动证明。迟至晚清，汉口城区沿汉水沿岸还只扩及到硚口一带，但后来汉口市区自硚口继续向西北方向延伸，古田一路、古田二路、古田四路先后成为城区，并向陈家墩以远发展，表现出沿汉水北岸展布的规律。此外汉口各国租界的布设，在汉口老城区以北长江西岸呈线状分布，也体现了这一规律。
武汉三镇位于汉江与长江的会合处，汉江、长江航道的变迁对武汉三镇的布局影响极大。也就是说，武汉三镇是沿汉江、长江布设的，市区愈扩展，形状也愈不规则。尤其是把武钢摆在青山区，避免了环境污染，但现在已与市区连成一片，使武汉的形状就更加不规则。
除上述省会城市随着城区的扩展变成不规则形状外，一些地区性的城市也有类似情况，而且作为形状不规则的城市也很典型。
泉州城位于晋江平原，唐代首先筑城。唐代的泉州城后来称为子城，位于今泉州的中部，呈南北向的长方形。随着社会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泉州城区不断向西部、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发展，形成新的市区。特别是阿拉伯商人经商的蕃坊就在城南一带，成为最繁华的商业区。唐开元时修建罗城，由于城墙随新扩展的市区修筑，成为不规则形，西南、东南向外突出。唐末王延彬扩展西北罗城，使城西北向外凸出。宋代陈洪进扩泉州城，包崇福寺于松湾，使泉州城又向东北方向突出。南宋时游九宫增筑东南一带翼城，“东起吾浦，西抵甘棠桥（临漳门外第一桥），沿江为蔽”，把城东南一带的新市区包入城内。元代修筑新罗城，使城区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向外突出，泉州城市更加成为不规则形。明清的泉州城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城，但泉州已失掉了第一大港的地位，商业已经衰落。从民国十二年（1923年）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泉州的城墙已被全部拆除。泉州城区不断向晋江方向扩展，显然是与晋江航道和港口有关。当然，最早的城门是城市出入的主要通道，市区沿出入城门的干道发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的泉州城区仍为不规则形，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区扩展仍以南部、东部为主要方向。随着泉州、晋江、石狮高新技术走廊的建成，泉州城市会更加繁荣，城市的不规则形状也就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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